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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两教在争夺信徒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各种和平形式的斗争，愈演愈烈。这期间涌现出了大量的宗教理论家。最激烈的斗争场合，莫过于“斗*”。道、佛两教，各自都在“斗*”前做大量的准备，挑选一些博学善辩的道士、僧侣，在“斗*”上，各执一词，互相攻讦，抬高自己，贬低对方。《老子化胡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

道教道士王浮，河南洛阳人。在西晋惠帝（公元290——306年在位）时期，为天师道祭酒（首领）。因为是一路首领，所以常常参加一些斗*，每每大拜而归。王浮羞恼之余，便依据一些典籍、传说，发挥自己的想像，编撰出一部《老子化胡经》。《老子化胡经》一问世，即在僧道优劣的辩论大试身手，大肆流行，影响很大。

《老子化胡经》巧妙的利用了《史记》中对老子的记载。老子过函谷关西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然后巧妙的续出，老子去了天竺国，点（教）化胡人为佛。《老子化胡经》把佛祖如来硬说成是老子的弟子，因而对中国古代的宗教界、文化界、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佛门弟子来说，更是如鲠在喉，如芒负背。当时，长安有个名气很大的和尚，叫帛远，又名白远，白远和尚。号法祖，俗姓万，河内（今河南沁阳）人，自幼出家，每日能诵经*千言，深研大乘经典，又博读世俗经史，以讲习为业，僧俗弟子达千余人。他听说王浮作了《老子化胡经》，就一气之下来到了洛阳，和王浮斗法，辩论起佛道的先后高下，但结果竟然是不分输赢。从此，《老子化胡经》便成为道士们攻击佛教的坚兵利器。并且从此流行开来，影响甚远。

对于《老子化胡经》的出现，佛教信徒们一直不服。也不惜大量编造历史，抬高佛祖，贬低老子。如东晋僧侣支遁在《释加文佛像赞序》中就说：“昔姬周之末，有大圣号佛，天竺释王白净之太子也。……络聃周以曾玄”。他不仅把佛祖说成是老子的师父，还把老子和庄子说成是佛祖的“曾孙”和“玄孙”。梁朝和尚僧佑也在《出三藏记记》中指出：“昔祖平素之日，与（王）浮争正邪，浮屠屈，即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但无论是贬低老子也好，说《老子化胡经》谬诬也好，《老子化胡经》依然广泛流行，经卷也由当初的一卷，逐渐繁衍增加为十卷，成为巨著。不仅内容强化，而且成为道士的必修经典。除了《化胡经》本身增修了内容，同时还有一些有关的新书出现，如：老子开天经，出塞纪，玄妙篇等等，广传天下，越打越强，越禁越多。《老子化胡经》之所以被认可。其原因正如恩格斯在《布鲁诺&amp；#8226；鲍威尔和原始宗教》一文中就说到的“民族神是能够容忍别的一些民族神同他们在一起的，……但决不能让他们高居在自己之上”这种民族自尊心理，具体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迎合了华夏民族的自尊心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理在古代是很强烈的（崇洋媚外似乎是近代的居多）。一直自豪地认为我们是中央之国、中央上国等等，而称其它国家则为“藩属之邦”、“蛮夷之地”，其人则是“狄夷之人”，更有细化的称呼叫“东倭西胡，南蛮北狄”。佛祖即便是个王子，出身高贵，那也是“藩属之国”、“蛮夷之地”的胡人，“蛮夷之地”的胡人成圣成神，怎么说也是令自尊心理极强的华夏民众有点费解。而《老子化胡经》就适得其时地给出了答案，佛祖之所以成圣，是由老子教化、点拨的因素。这费解的问题就不费解了。况且老子是上古大贤，年龄又比佛祖略高一些，所以看起来就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从另一方面讲，《老子化胡经》也迎合了统治阶层的大一统心理。在以前的华夏大地，不光民众的民族自尊心理强烈，统治阶层的民族自尊心理也十分强烈，并且在此心理上延伸出一种自负心理，喜好“八方咸服，四方朝贡”，“蛮夷之地”的西土出了神，在华夏大地影响很大，怎么说也感到不太自在。《老子化胡经》的出现也满足统治阶层的自负心理。所以，《老子化胡经》得到了一些朝代的统治者，特别是唐、宋朝统治者的积极认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老子化胡经》产生轰动效应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随着《老子化胡经》的传播，另一种说法“三教出一门”也伴随着“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