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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作对联曰：“七贤笑做熊十力，四皓微仪马一浮”。

【治学】

熊十力10岁时，父亲讲授《三字经》，他一天就背熟了。父亲教他《四书》，讲完一段熊十力还意犹未尽，每次都要求父亲多讲，父亲不肯，说：“多含蓄为佳也。”这年秋天，熊十力学作八股文一篇。八股文讲究章法，不易作好，熊父看过熊的文章，很是诧异。

熊十力的父亲临终前，怕自己去世后熊十力荒废学业，考虑到他身体不好，体弱多病，不堪农事，所以让他以后学裁缝以谋生。于是，熊十力在父亲病榻前立誓：“儿无论如何，当敬承大人志事，不敢废学。”此后，熊十力终身不忘该誓言，发奋读书，终成一代大师。

熊能背诵很多书，他著书立说，案上仅文房四宝，而没有一本参考书。

十六七岁时，熊十力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熊十力最初的人生理想，并不是学术，而是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熊十力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是，护法运动也失败了，这让熊十力备受打击，他眼看着“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专注于学术。是年，熊十力35岁。熊十力认为这是他人生的大转变，是一次重生。

熊十力将《心书》书稿邮寄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为之作序。蔡先生说，熊于真是“绩学笃行之上”，认为他“所得者至深且远，而非时流之逐于物欲者比也”。

1919年前后，熊十力到天津南开中学当国文老师，因一场笔墨官司结识了梁漱溟。梁漱溟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刊出熊先生写的札记内有指斥佛家的话。梁漱溟说：“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并指名说：此土凡夫熊升恒（熊十力）……愚昧无知云云。”熊十力看到这篇文章后，从南开中学给他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熊十力来到北京，由此结交了梁漱溟，成为好友。

梁漱溟劝熊十力研究佛学，并介绍他到南京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大师那里去学习佛学。熊十力到南京内学院报道时，“身上穿的衣服破旧，背着一个小铺盖卷，人家一看他那寒碜像，就把他安排在下人住的地方住下，一住3年。”作为内学院里数一数二的大龄青年，熊十力大概也是数一数二的贫穷。在内学院艰苦的3年，熊十力接受了严格的哲学思维的训练。第三年，学院举办了一场有关佛学的论文比赛，这位平时不被人重视的寒酸青年却一鸣惊人，写出了当时被评为最好的论文。

出身世家的熊夫人傅既光曾说，他们婚后度蜜月，熊十力先生利用蜜月读完一部二十四史。熊夫人见熊先生读书一页一页翻得很快，怀疑他是否看清了内容，就考验他，选二十四史中的一件事，夫人只讲头儿，让熊先生讲出其事。结果，熊先生不但讲述其事，而且说出此事在第几卷。

入川以来，熊十力颠沛流离，生活尤为拮据。从复性书院返回璧山后，弟子牟宗三曾前去探望，他回忆说：“吾即由重庆往拜。薄暮始达。至则见师母补缀衣裳，并告以先生在屋里，余即趋入，时先生正呻吟榻上，一灯如豆，状至凄凉，问安毕，相对而泣。并告人情之险。”虽家贫国难，他却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

熊先生著作中最喜引用禅宗公案，他说他平生最服膺马祖掐百丈鼻孔的公案和马祖启发慧海自识本心的公案。

1942年，《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卷改写完成，由熊十力的老友居正募集经费，以勉仁书院名义出版。他自述说：“余孤羁穷乡破寺中，老来颠沛，加复贫困，乃强自援笔，续《功能章》上下……”此时，他依然坚持每日清晨四点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最穷困时，用秃笔写，以碗为砚，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因长期流离失所，身边并无藏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