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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说：“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自己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民国初年，梁漱溟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报考北京大学，不意未取。他回家发愤说：“我今后一定要够得上叫北大请我当教授！”

梁漱溟向来对金钱看的淡之又淡。20世纪40年代，梁漱溟在重庆北碚办学，经济困难，为维持学校费用，他把夫人的结婚戒指都变卖了。在香港办《光明报》，他是社长，萨空了是经理，他给自己定的工资是月薪100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200元。因他生活节俭，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并又把自己100元工资的一半贴给了萨空了。

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儿子梁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抗战中，梁漱溟在重庆办学，有反“政府”之论，沈醉带特务闯进学校去查办他。梁漱溟则正气凛然，针锋相对：“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

梁漱溟作诗评论郭沫若：

〖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

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

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

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梁漱溟始终把毛泽东当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94岁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论争时检点自己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这儿的“他们”显然包括周恩来。

周恩来曾说过梁漱溟想“升官发财”、“一贯反动”，梁漱溟并不介意。他认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会因为发生一件事情而改变对周的认识”。

“文革”中，他对批判者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梁漱溟对梁启超向来敬重，然在纪念梁启超一文中不独表彰他的功德，还评判他在政治上的得失；梁又与熊十力交谊亦深，但在追忆熊的文章中亦“指摘”其著述有粗疏和错失。梁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以为只有此举才不负40年的交谊。

94岁时，有人问梁漱溟对近几十年中所受苦难的感想，他的回答是：“行云流水，不足挂齿。”梁漱溟说：“‘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泰然】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幅联语。对于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

1942年初，香港陷落，梁漱溟在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他说：“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了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温和】

上世纪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收点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点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认为收一点费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恐怕有的学生没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