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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永不叙用”，尽管他并没有当什么官。在集权制度下，一只鸡和一个人真是没有什么区别，何况他也不可能比那只“乐天派”的鸡更有城府，深谙别人请君入瓮的韬晦之法，一不小心就犯了“响应号召罪”。“年年到了腊月下旬，四邻忽听雄鸡报晓。听那多声部的轮唱，叫得好欢。Y先生说：‘不可救药的乐天派啊，晓得不晓得，要挨刀了。’”（《Y先生语录》第378则）这就像美食家车辐老与流沙河先生同当右派时一起拉车，流沙河深知彼时的右派是“人人畏我，我畏人人”，而车辐还是拉着车，一如既往地沿路与认识的熟人打招呼。“我非常难堪。而他倒很昂扬自豪，似乎拉粪特别有脸，这不可救药的老天真啊！”（《文人拉车记》）

接下来便是学习改造，拉车解锯，劳其筋骨，清洁精神，就像花木断掉一切水源，刨掉其营养根基的土壤，抽空他活着的伦理基础，号召家人与其划清界限，加以检举揭发，孤立其身，宜乎郁郁而终。哪知他竟从这万劫不复里逃了出来，捡得小命一条，还能看到那些整人者的下场，他有联赠一“右派同学”：“潮停水落龙安在，云淡天高雁自飞。”细品之下，其味无穷，尽管个中典故洵非三两句话能够说清。但他并非豪语大言之徒，且深知人生是一场亦悲亦喜之戏，人人都只不过是其中的傀儡，太过老实，迂阔已至胶柱鼓瑟，徒惹人哂笑而己。下面这副对联很是表达了他无奈的超脱：“尽历沧桑身犹在，重过黄粱梦已无。”20多年苦役下青春的惨损，无处申诉，无处可辩，即使可辩，又从何处赎回。求得一个无罪，于我们已属万幸，感恩戴德，几近涕泗滂沱；三呼万岁，只差皇恩浩荡。至于在法治之下的追讨精神损失费，就免谈了罢。

人生受过大劫，有的人憬悟出苟世之方，有的人明白了晋身之阶，而流沙河则明白了人骨子里面尤其是在集权制度下的渺小可怜，于是便不懈地自嘲，亦笑蝇营狗苟之徒的贪婪鄙吝。他在1985年以前所写的文章还较中规中矩，讲述新诗，更多的是不忘载那种相对正统的道（后来就有点“拒载”的意思了），因为他再度解放后，对主流话语的认同态度与遭罪以前并没有多少分别。这种实情在他后来的认识中有很好的表述：“适逢改革开放，拨云翳，见青天，欢忭若狂，喜我青春之复归也。有组诗《故园九咏》谴责旧时期，有长诗《老人与海》赞美邓小平，自觉歌颂当今改革，若使命在焉。”（《Y先生与我》）比如他在编著《台湾诗人十二家》，评介余光中、洛夫时，均带着批评性的语调说他们的诗，消极悲观，惊人的厌世。其实正常的人没有任何时候都积极的理由，人生不如意者常###，只有那些浅薄而狂热得发烫的所谓革命派才随时处于向上爬的积极状态。流沙河之所以于生存环境有了不少的怀疑精神，那是从“文革”后期就慢慢发芽而生长出来的。有了怀疑精神，人就或多或少地具备了现代人的气息，不再盲目崇奉什么。流沙河自复出以降，其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与日俱增，1985年，在不学如我看来，却是他创作的一个转折期。其下笔之吊诡犀利，嬉笑为文，直指现时社会的肮脏痛处，散淡看世，体察当下人文的委顿无骨，洵非往昔可比。譬如反思自己右派生涯和批判“文革”生活的回忆录《锯齿啮痕录》即是此中扛鼎之作，应与巴金反思“文革”的《随想录》一同看待，即使现今看来也是同类著述中的翘楚。其他尚有被学者冯川称为“动物列传”的诸随笔《祸延羽族》、《肉弱强食》等等，不乏以动物喻人的诙谐之章，特别显示出他诗才与史笔的完美结合，读后真是让人大快朵颐。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流沙河80年代中后期迭出的随笔佳什，便不难发现他日后要费心意译《庄子》而成《庄子现代版》，随即又创作集笑话、幽默、讽刺和批判于一炉的《Y先生语录》的大致线索。他在编著《台湾诗人十二家》时讲到羊令野的《蝶之美学》便发挥道：“这只雄彩蝶记得自己曾经是睡眠的蛹，无知无觉，后来化蝶，在春天里忙于采花。它飞入过庄周的梦境。它逃脱了香扇的扑扇。它游戏了一生，现在虽死了，仍感到满意。当然，给钉在标本盒里不能飞了，但可读读《庄子·逍遥游》，想像一番鹏鸟自北冥飞往南冥是怎样的快活，也就等于自己在飞了。”但流沙河先生说这样的人生观“未免悲观，不足取法”，这也是他80年代初期思想的真实反映。不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日后面对同一材料而发生的不同的思想转变。尤其是他带自传性的随笔《这家伙》，可以说是奠定了他日后行文风格的一篇典范之作，进而生发出他嬉笑针砭、自嘲他嘲的文章格局，并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