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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社会舆论哗然，连他的子女都反对他兼任外长，以免“独负卖国责任”。汪精卫听了伤感万分，流着泪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注：见《汪伪十汉奸》，第54页。）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汪精卫起先不敢公开宣传投降论调。他在7月29日的《最后关头》演讲中装出腔调，谈得很豪壮。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里却暗示抗战必败。他说抗战是“跳火坑”，潜台词是“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91页。）

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页。）虽然该语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语穿插其间，而“求和”、“投降”的心态则是十分明显的。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卫千方百计寻找“和”的机会。

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正中汪的下怀，两人“款款而谈”，他认定“和平有望”，对抗日毫无热情。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页。）

后来汪精卫回顾说：“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注：见《汪精卫传》，第146页。）

恐日主和，在汪精卫的意念里，绝非一日两日，而是懦弱自卑的个性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

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1页。）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注：见《汪伪十汉奸》，第226页。）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