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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索德伯格在洛杉矶度过了几年，努力地写着剧本，尝试改变囊中羞涩的窘况，并试图把自己的事业推向新的境界，但在公园城一个重要人物他也不认识。他已身无分文，编剧、拍摄和剪辑《性、谎言和录像带》已经耗完筹到的35000美元。他甚至都租不起一辆小车，不得不乘坐往返的公共汽车或者步行。除了等待星期三的下一场观摩放映，他无事可做。那天他本想和几个朋友以及两个剧组人员彼得·盖勒（Peter　Gallagher）和劳拉·桑·吉亚科莫聚一下。让他吃惊的是放映前半小时票就卖完了，大厅里挤满了激动不已的影迷。这也是第一次有发行商出席的放映活动，来的人并不多，因为那些年没有几个人会自寻麻烦花那么长时间乘飞机去盐湖城。来看电影的发行商中有负责奥利安经典的迈克尔·巴克和汤姆·伯纳德。这两个人在放映20分钟后退场以示警告索德伯格。他想：噢，我猜我们又得直接做成录像了。

艾拉·多伊奇曼坐在剧院后排的地板上，他年轻、矮小、温和，长着一张对创办新影公司的三驾马车之一的人而言有点过于稚气的开朗的脸。就在数周前，即12月中旬，多伊奇曼被阴谋排挤出公司，现在他带着自己的资金加盟圣丹斯，试图东山再起。他从机场一出来就向出租车司机打听：“你听到有什么好东西了吗？”这位年轻人脱口而出回答道：“昨天放了一部片子，大家都在议论，好像叫《性、谎言和录像带》。”多伊奇曼直奔影片下一场放映地。他注意到制片人纽迈耶站在影院后排。多伊奇曼心里清楚，像RCA/Columbia公司这种已经介入影片生产的公司在电影营销方面毫无经验。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工作方向：他要帮他们找发行商；然后做营销咨询。他立刻找到纽迈耶，提出要参与《性、谎言和录像带》的有关工作。纽迈耶说：“太好了，真不错。”

索德伯格是悲观主义者，他不太在乎电影节观众的好心回应，他担心影片日益看好的口碑会招致相反的结果，把观众的期望吊得老高，看完后难免会失望。但他可能没有觉察到，街上已经有陌生人开始跟他搭讪了。有一个人甚至问：“能允许我的女朋友吻一下你的脚吗？”

索德伯格到公园城一个星期后，《性、谎言和录像带》才终于在埃及影院上映。在电影节首场播映时门票就告罄。火暴场面让索德伯格感觉飘飘然起来。他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感觉一股聚集很久的能量向我涌来。我出门走路都很困难了。有一次，一个女人递给我一张商务名片说，我愿不愿意在洛杉矶找个地方跟她待在一起。我的代理帕特·多拉德（Pat　Dollard）就站在我旁边，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对方，仿佛在说，这简直太、太荒谬了。”

美国制造　1989（9）

《性、谎言和录像带》的吸引力如此显著，就像一场传染病般。事后想来，这也不难理解。这是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独立电影。索德伯格不仅是导演，而且还是编剧，“独立导演”的称呼名至实归。再说，影片的情节非常个人化，源于自己某一段阴暗的生活经历。1987年，在他24岁的时候经历过一场顿悟。他回忆道：“我跟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结果被骗了，并且在精神上受到别人的操纵。我同时跟其他许多女人不清不白——我都被玩弄了。回想起来，我当时太想被我随便看中的哪个女人接受和认可了，可是一旦得手，我就又不再感兴趣。有那么一次，我在一家酒吧两英尺的半径范围内跟三个女人睡过觉。6个月我后又重蹈覆辙，这种事情持续了大半年时间，我赤裸到最大限度，喝得酩酊大醉后，又到那里去继续胡搞。直到最后一见女人就厌恶。有一天我忽然醒悟，这样干是不会有尽头的。这场游戏在把我送进坟墓或者什么人杀了我之前是不会中止的。”他考虑过做一些治疗，但后来又没有去成。他说，只要他愿意，可以参加一个十二疗程的撒谎症康复计划。

1980年代末期出现的《性、谎言和录像带》成为第一部X一代人的电影，摄影机对准了傲慢、衣冠楚楚、里根时代的雅皮士（享有爱惜自己羽毛声誉的盖勒进行了出色到位的表演），大家很喜欢斯派德演绎的索德伯格经历的翻版：一个正在康复的撒谎症患者，喜欢离群索居、精力充沛、性格温和而又敏感，有些女人气，内心充满了对即将过去的10年间出现的随性而为的奥利弗·诺思（Oliver　North）们来说完全陌生的内疚感。这是一个还不成熟的“懒鬼一族”，没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