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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假正经》、系列片《榆树街的梦魇》（Nightmare　On　Elm　Street）。温氏兄弟很快就从鲍威尔，特别是伍利身上发现了某种精神上的血脉联系。先是为皇宫公司工作后来又负责米拉麦克斯制片工作的保罗·韦伯斯特（Paul　Webster）说：“哈维从皇宫公司汲取了用来为米拉麦克斯服务的理念。他和史蒂夫的关系很铁。”据伍利回忆：“我在1970年代做过朋克，而他做过乐队提携。我们都热爱电影。一次早餐聚会竟变成整整一天的闲聊。哈维琢磨着让米拉麦克斯仿效皇宫，试图像我们一样搞到《得克萨斯州的巴黎》（Paris　Texas）或者《蜘蛛女之吻》这样高品质、有一定权威性和某种欧洲品质的影片，以便提升公司的形象。他从我们这里学到了一种毫无顾忌地赞美别人影片的技巧：‘我们真的喜欢这部影片，我们对这部影片的激情跟导演当初拍摄时的一样强烈。’我完全被哈维所感染，很钦佩他那股精神。我们结成了某种不成文的联盟。”

如果说《见者有份》的惨败教给温氏兄弟什么的话，那就是他们对制片一无所知，这正是他渴望学习的技艺。他在巴黎遇到法国很有影响而且让人望而生畏、做过Bell　de　Jour和Isadora这样的影片的制片人罗伯特·哈克姆（Robert　Hakim）时乘机说：“我想做电影制片人，你能教教我吗？”

“如果你每星期三能来Georges　V大街，我就给你上四小时的课。”哈维竟然去了，拜哈克姆为师。一天，这位法国人给他讲了跟那个时代的巨星阿兰·德隆投拍《阳光普照》（Plein　Soleil，又译《怒海沉尸》——中文版编者注）、《天才雷普利先生》（The　Talented　）的故事。德隆不喜欢那种拍法，拍了两个星期后，他给哈克姆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一点没变，那么合作就到此为止。”

美国制造　1989（19）

“你要是撤了，我也不做了。”

“你怎么可能呢？你已经拍了两个星期的脚本。你将损失几百万！”

“我不在乎。我不想让你敲诈我。”哈克姆告诉温斯坦，“如果你想做个伟大的制片人，你首先得做这部影片的老板，你得采取威胁性手段，然后说：‘那就算了吧。’”如今哈维说：“这是我最初学到的一课。”

温氏兄弟在“导演双周”（Diretor�s　Fortnight）看了《上班女郎》（Working　Girls），斯派克·李的《稳操胜券》也在那里获得赞美。这是一部讲述纽约城妓女生活的影片，一次零预算电影制作的实战演习——只花了10万美元——影片风格粗糙而新鲜，有一种纪录片般的真实感。导演里兹·博登是一个又瘦又小的女人，从头到脚一袭黑衣，涂着夸张的血红色的唇膏，眼影描得很重。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成为下城区景观中一个永远不变的标志，而那里像一口在熔炼艺术、政治、戏剧的沸腾大锅。那时，唐纳德·里根还没有下台，像《上班女郎》这样的影片还能从联邦和州政府的艺术资助基金里弄到钱，博登从资助金里筹集的款项几乎占了预算的一半。“我拍片和洗胶片都是免费的。”她回忆道，“把90％的时间都花在借东西和求人上了。”

博登认为《上班女郎》“跟性无关，探讨的是劳工问题”。但在温氏兄弟眼中，它的主题就是性。鲍勃特别想拿到这部影片的发行权，但是，据马克·利普斯基说：“他讨厌这部电影。这是一部女同性恋影片。兄弟俩都是相当保守的家伙。他们拼命想拿到这种影片，但内心却很顾忌。”利普斯基和温氏兄弟一同去见约翰·皮尔逊（John　Pierson），他被制片人请来代理这部影片。皮尔逊高大、瘦削，长发飘扬，看上去有些像埃查博德·克莱恩（Ichabod　Crane）。他只是偶尔听说过温氏兄弟，但很喜欢他们。温氏兄弟洋洋得意地离开会场，心想我们搞到这部影片了。后来，他们接到制片人打来的电话。“我们想给你们，但却不能。”对方说，并且透露他们跟圆周发行公司（Circle　Releasing）签有优先协议，这个公司已出资10万美元。但是鲍勃并不接受这种答复。他不停地打电话，希望他们再见见他。他们的答复仍然是：“不用了，鲍勃，我们已经卖出去了。我们已经签了协议。”鲍勃还继续坚持：“别这样，你不知道，你们应该再见我们一次。”博登说：“鲍勃一来就提着一只装着不多一笔钱的小箱子，每次我们都说不行。我不信任他们，但我喜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