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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对我解释说，检方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监听亚瑟的电话，共有时长6000小时14000段电话录音作为证据。“阿里克斯，你想想看，”布鲁斯笑着说，“从14000段电话录音中，检方只要选取其中的10个电话，比如那些你发脾气、大喊大叫说脏话骂人的，然后放出来给陪审团听，连你自己都会相信那个电话中的人是个黑社会坏蛋。”他说，如果检方将录音中的相关人员找来，威胁利诱之后，成了法庭上的证人，这样一来，你一定在陪审团面前被动，几乎没有赢的可能。

我听得瞠目结舌。还好，我主要在中国做生意，否则我在公司对下属的咆哮会在美国被检察官描绘成黑社会老板的。布鲁斯接着说：“阿里克斯，你在这种地方听到和看到的，许多美国人是不知道的，也无法想象的。”我点点头，埋头吃着汉堡包喝着汤，让汉堡包中硬邦邦的面粉肉块在菜汤的伴送之下，慢慢咀嚼、下咽。

亚瑟平时不怎么吃午餐，常把自己的餐盒送给别人吃。但开庭审判以来，他每天筋疲力尽，需要在周末的时候补充体力。因此他认真吃完自己的午餐，他说他要坚持住，因为他的审判可能长达5周才能结束。

每一次庭审，对犯人炼狱般的考验不只体现在法庭上，也在法庭外展开。每次开庭，狱卒会在凌晨4点半喊醒你，让你漱洗完后集合到当天出庭的犯人间。然后，你和大家挨个在狱卒面前*搜身，连头发也要抖弄几下，连阴囊都要兜上去翻看。接着，匆匆吃完早餐，你要被系上脚镣手铐。当你在黑漆漆的囚车中被送到法院地下室的囚室，漫长的一天才刚刚开始。等当天休庭，你被押解回监狱，又要经过一次*搜身和电子探测仪，方才解开镣铐，此时已过晚上8点。

我想到，亚瑟这个白发小老头要被这样折腾一个多月，真为他担心。我们用完午餐，又被赶回到囚室。我双手合十，为亚瑟祈祷，希望真相和正义战胜虚伪和做秀。

既便是这种祈祷中的真相和正义，犯罪嫌疑人付出的代价还不只是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而且还有钱财的大量消耗。一般的联邦案件律师，每小时收费500美元是普遍的，一个月的开庭审判下来，亚瑟的诉讼费用将会高得惊人。当然，你可以申请免费的律师，但几无胜诉的可能。

这就是美国！这就是全球*典范下的司法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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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点30分　教室

我对沃特女士是又爱又恨。她是个60多岁的小老太婆，白人，戴着眼镜，总是风风火火，显得很忙的样子，怀里捧着一堆的资料，进出各监仓的大门。

沃特女士负责犯人教室和电脑房，所有我们要查阅自己案件证据的，都要经过她才允许使用电脑，所以大家对她毕恭毕敬。不过，你一旦进了沃特女士的用户名单，你就在这小老太婆的魔爪之中，动弹不得。有几次，我已经看完了自己的案卷材料，留在监仓，没按时去教室，相当于“跷课”了。结果，沃特女士让狱卒将我带到教室，她找出一张纸，对乖乖站在面前的我抖了抖，指着画线的几句话说：“吴先生，你明白英文单词‘mandatory’是什么意思吗？”她是说，我来教室看案卷的申请一旦批准，就是强制性的，否则就把我从电脑用户名单中取消。我只好可怜巴巴地认错。从那以后，每天下午老老实实来上沃特女士的课，在她的课表上签字。

其实，我们犯人每在沃特女士的课表上签字一次，她就增加了一项工作业绩。而我则可借此机会，远离监仓大厅的嘈杂，享受教室的安静。

午餐之后，我回房休息片刻，然后照例穿好囚服外套，拿着眼镜、笔记本和铅笔，告诉狱卒山姆，“Classroom”，然后站到监仓铁门边，等候山姆用对讲机通知押送员来将我送到教室。没多久，押送员来了，对着门外的监控摄像机挥了挥手，监仓铁门“哐”的一声徐徐打开。我和另外两个犯人排好队，双手做投降状举过头顶，背对着押运员站立，由他逐个搜身完毕，方才指示第二道监仓铁门打开，接着我们进入监狱大楼的走廊。

监狱就是犯人的世界，这监狱大楼走廊相当于大马路。用狱卒的话来说，我们犯人上这大马路必须得乘坐押运员这辆“Taxi”才行。监狱严禁犯人单独在这样的大马路上行走。

于是，我们一行三人乘着押运员这辆“出租车”，行走在监狱大楼的走廊。我们一字排开，靠墙右侧行走，押运员殿后，靠墙左侧行走。我们走到楼梯门口停住，等候押运员去押运同一楼层其他监仓的犯人汇合在一起，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