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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象升确实是一位杰出的统帅，他所说的是明军分合两难的问题，还一针见血地估计出清军所用的战术，确实是指出了与清军作战的要害。而崇祯皇帝也觉得很有理，那么一人计短、两人计长，于是崇祯皇帝就命他与杨嗣昌共同讨论，制定出可行的作战方案。

其实说到这里就可以看出，杨嗣昌和卢象升可以算是大明朝中，两个最杰出的军事人才，但这两人也各有长处，杨嗣昌长于战略运筹，而卢象升长于战役指挥。

如果这两个人能够取长补短、精诚合作，再悉心安排一番，那么面对清军的入关，尽管是困难重重，但还是有可能在这次对清作战中取得比前几次好一点的结果。

很可惜的是，两个人都囿于朋党之见，从一开始就相互猜忌甚深，只是互相拆台，根本无合作可言。

卢象升一见到杨嗣昌，不是先商量如何面对清军，首先还是指责杨嗣昌的款和。他说道：“公等坚意抚款，难道没有听说过：城下之盟？孔子在《春秋》里也认为是可耻的吗？象升受命督师，如果唯唯从命，袁崇焕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阁下不想一想，孝服在身，又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将忠孝两失，怎么能还有面目活在人世呢？”

这一下子就让两人之间的谈话充满了火药味。（未完待续。。）

第六百四十四章都是不和

面对如此激烈的问话，杨嗣昌一开始还是比较冷静的，他耐心地向卢象升解释道：“嗣昌并未言抚。”

可卢象升还是不依不饶，他继续质问道：“周元忠到彼处讲款，数次来往，其事先由蓟辽总督等人发起，最后受命于阁下，天下皆闻，谁可讳言？”

在这里卢象升就有些死缠烂打了。抛开杨嗣昌“款和”的政策正确与否，他的连续质问，除了意气用事以外，对当前的局面可以说是毫无意义。

难道让杨嗣昌自我承认错误，打自己的脸啊？难道杨嗣昌承认了错误以后，清军就会出关啊？更不用说杨嗣昌当时“款和”的政策并不是真的要和满清求和，而只是权宜之计而已。

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位比较有趣的人物，那就是卢象升提到的那位周元忠。

周元忠是个算卦的瞎子，过去行走江湖，曾多次到过辽东，在满清的亲贵让萨满跳大神之余，还可以让他算算命。而关门前线的将帅们因为害怕绞杀战，不敢派出自己的精锐至前线侦察，所以他们苦于缺乏敌人的情报，就把周元忠发展成一个线人，以了解关外的情况，玩起了无间道。

当然，这事并没有隐瞒朝廷，周元忠可能也是真心实意做密探的，所以周元忠这人就在兵部挂了号，而杨嗣昌就任兵部尚书以后，也很想通过这个难得的线索同清方取得某种接触。

可是，由于崇祯皇帝态度坚决地反对“款和”，　谁又敢擅自谈判呢？何况以一个无官无职的瞎子算命先生的身份，又怎么可能同清朝作正式接触呢？所以卢象升所说的话明显就是谣传。

不过此件事件也相当可悲。大明朝竟然需要靠一个瞎子供情报、通联络，那已经是十分可悲了，可这事还可以用周元忠心存忠义。身残志不残来自我麻醉。但是这种军事机密还要被满朝风传，指摘非议，这每战必败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

听了卢象升的话，杨嗣昌也十分恼火，他说道：“阁下是要以尚方剑置我于死了！”

卢象升毫不示弱地挖苦说：“既不去奔丧，又不能作战，被杀的是我自己，哪里还能杀人？”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俩人根本没有商议任何应付清军入关的事宜，就不欢而散了。这俩人都是满腹经纶之人。《将相和》的故事他们肯定也都知道。可是搁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马上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其实卢象升并不是心地狭隘、不以大局为重之人，但多年积累的朋党之见和传统的意识形态枷锁束缚了他，使他不能看清形势，所以无法与杨嗣昌勾通。

可是在回到昌平军营后。卢象升静心一想，觉得有些坏事了。毕竟是卢象升在前线打仗。他需要朝廷的竭力支援的。于是卢象升就给杨嗣昌写了一封略表歉意的信。信中说道：“承蒙老年台（对杨的尊称）眷顾，冒昧陈说，激烈忠怀，毫无隐讳。也是依仗老年台有圣贤之人品，不会怪我愚狂，因此情不自禁地剖心沥胆相告。”……云云云云。

早知今日。那又何必当初呢？

虽然收到了这封隐晦的道歉信，但杨嗣昌对卢象升的忌恨并没有因此减轻，而卢象升对杨嗣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