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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历史，不仅有利于政治文明的推进，也有利于我们构建平稳的和谐社会。

“文革”是“史无前例”的，“文革”历史是不容回避的。这段重要历史的展示性场馆总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现在各地已有好多所民间自发创办的“文革博物馆”就证明有这种社会需求。但其中有的场馆缺乏正确观念的引导，展品芜杂，甚至将“文革”物品与文物收藏的商业炒作结合起来，美化了“文革”的历史作用，重新煽起“个人崇拜”。这对党的进一步发展，对党的新一代领导人的威望及其对国家贡献的历史评价，都是不利的。

不言而喻，这种场馆由国家建比民间建有利于国家，从现在开始筹建比以后建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有利于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它不仅有历史意义，更有其现实意义和需要。

提案人也知道兹事体大，宜从长计议，但至少我们现在应该以开明的姿态向社会释放出要正视“文革”历史，准备“筹建”文革博物馆的信息。逐步揭开“文革”的历史真实，让人民群众了解今胜于昔，抑制“个人崇拜”再度升温，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是更加成熟稳健的，使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一步深化改革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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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下海”（1）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作为“文人下海”的典型被媒体广泛报道，一晃过去了14年，“逝者如斯夫”！开始我只有78万元资本，如今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有形资产近两个亿。荒芜中无人问津的古堡废墟，早已变成宁夏首府银川市第一个“国家AAAA级景区”，有“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赞誉，这里成功地承办了“第13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更是来宁夏的外地旅客必到之处，年接待游客量近40万人次，门票收入上千万元，宁夏党政领导和老百姓公认西部影城是“宁夏之宝”，品牌的无形资产要大于有形资产数十倍。

90年代初“下海”的文人不少，后来大都纷纷爬上了岸，作家中大概只有我还在经营企业。回首创业初期一路颠簸至今，有艰辛也有欣慰。如果要我总结经验，我想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两条：

一、机遇；二、创办者个人的市场经济思想准备和人文素养。

先说“机遇”。镇北堡是明清两朝在西北地区修建的200多座边防兵营中的一座。我发现它是在1962年春我第一次劳改释放当农业工人去赶集的时候，正如我在小说《绿化树》中写的，它“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这里所说的“山”即贺兰山。那时，镇北堡方圆百里是一望无际的荒滩。没有树，没有电线杆、没有路、没有房屋，没有庄稼。我走了大约30里路，眼前一亮，两座土筑的城堡废墟突兀地矗立在我面前。土筑的城墙和荒原同样是黄色的，但因它上面没长草，虽然墙面凹凸不平却显得异常光滑，就像沐浴后从这片荒原中冒出地面似的，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显得金碧辉煌。镇北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美的震撼，它显现出一股黄土地的生命力，一种衰而不败、破而不残的雄伟气势。

原来作为军事要塞的镇北堡内，所有建筑物都被附近老百姓拆的一干而净，连城门洞的砖也拆的一块不剩。里面随意地搭建了一些简陋的羊圈。但我还是发现了它有一种银幕上的审美价值，在小说《绿化树》中我就写了它让我联想到好莱坞拍摄的以中东为背景的影片。1980年，我平反后分配到宁夏文联，正值广西电影厂的导演张军钊要拍根据郭小川长诗改编的电影《一个和八个》。摄制组从陕北采景一路跋涉到宁夏，都没有找到理想的地方。到银川，他们请宁夏文联的干部协助他们找。我就把镇北堡介绍给文联干部，叫人领摄制组去看。《一个和八个》是镇北堡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后来被电影评论家评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作，是所谓新时期电影的经典之一，而张艺谋当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摄影师。自此以后，大导演谢晋接踵而至，拍了根据我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后来又根据我的小说《邢老汉与狗的故事》拍摄了《老人与狗》。《老人与狗》是著名艺术家谢添的绝响，而《牧马人》的观众人次至今还未被突破。张艺谋后来又在这里拍摄了他的成名作《红高粱》，还有陈凯歌来拍了《边走边唱》，腾文骥来拍了电影《黄河谣》，由于我的介绍，镇北堡逐渐有了影视城的雏形。这座古堡的废墟因为被我发现而改变了命运，这是镇北堡古堡的机遇。

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