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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变趁火打劫者；都有可能是杀死游元的凶手；而这个范围并不太广；最有可能杀死游元的就是关陇本土贵族集团。

但是；在政治上；这种分析和推演并不准确。政治博弈的背后；实质上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而当前争夺中土权力和财富再分配权的两大阵营就是改革和保守。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和推演今日东都政局；不难看到现在正在东都战场上殊死搏杀的都是保守派；关陇本土贵族也罢；河洛贵族也罢；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主的虏姓老贵族集团也罢；以中土五大超级豪门为首的山东贵族也罢；甚至包括江左人；其本质上都有最大程度攫取中土权力和财富的贪婪**；都想最大程度的保全和增加自己的既得利益；都有遏制和打击改革派的意愿和动力；而问题就出在这里；既然如此；他们就应该结盟合作；应该联手推翻圣主和改革；但现实却与预想得大相径庭；东都大大小小的保守势力不但不合作；反而大打出手；这是为什么？

一定要透过表象看本质；虽然目前在东都“政治舞台”上使出浑身解数卖力表演的都是保守派系；但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舞台”上还有改革派系；现在他们要么在台后等待上场；要么在台下敲锣打鼓；而更重要的是；所有头脑清醒的人都必须弄清楚一个事实；现在这个博弈的大“舞台”就是由他们提供的；舞台上正在上演的“戏”也是他们导演的；而这出“戏”最终如何结尾；决定权则在这出“戏”的编剧手上；而这个“编剧”正是圣主和忠诚于他的中枢。

第一次东征失败是个转折点；改革派在政治上失去了制高点；保守派乘机反攻；双方打了个旗鼓相当；如果这一政治状况不能及时逆转；改革将陷入停滞；将难以为继；而改革一旦倒退；改革派将在政治上溃不成军；必将失去对朝政的控制；丢掉最高权柄；为此圣主和改革派必须夺回政治上的制高点；于是就有了第二次东征。

如果第二次东征的真正目的不是军事上的；不是国防和外交大战略上的；而是政治上的；是打击政治对手；是夺回政治优势；是维持改革派对朝政的绝对控制；那军事上的胜负是否重要？显然不重要；因为第二次东征只是一种政治手段；目的是打击政治对手；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是第二次东征的目的所在；所以军事上的胜负也就无关紧要。

由此来推断；第二次东征就是一个政治烟雾弹；就是一个政治陷阱；就是一个政治诱饵。

在第一次东征大败；国力严重受挫；圣主和中央权威严重受损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第二次东征的风险已经被无限放大；稍有变故；比如大范围的天灾、比如粮道中断、比如政治风暴；等等；都有可能导致第二次东征失败。而第二次东征是圣主和改革派一意孤行的决策；如果失败；圣主和改革派将在政治上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改革必定停滞乃至倒退；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必将失去对朝政的控制；失去最高权柄。既然有如此大的风险；圣主和改革派为何还要一意孤行？

这就是政治陷阱的玄妙所在。我失败了；我就要把责任推给你们；我让你们留守两京；让你们督办粮草；结果你们没有完成任务；导致了我的失败；我当然要惩罚你们；大不了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反之；我打赢了；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那么也就挽回了政治上的颓势；回去后我就要继续推动改革；如果你们执意做我前进路上的障碍；我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

对于保守派来说；没有选择；这场博弈他们不能输；输了也就意味着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上失去了话语权；然后他们将在大一统改革的凯旋号角声中灰飞烟灭；但问题是；如何才能在保全自己利益的基础上；摧毁第二次东征？也就是说；为避免与圣主和改革派拼个玉石俱焚；必须找一个“替罪羊”；而这个“替罪羊”就是杨玄感和他的兵变同盟。

这是不是就是今日东都乱局中；只看到保守派“大打出手”；而看不到改革派“声嘶力竭”的原因所在？

崔处直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征询崔赜的意见。

崔赜一听就明白了。崔处直的质疑很有道理；东都保守势力这么多；为什么就“剑指”杨玄感？为什么杨玄感就成了这场由改革和保守两大政治集团终极大博弈的“替罪羊”？杨玄感的本意是要联合所有保守势力；共同对抗圣主和改革派；也就是拼个你死我活玉石俱焚；但杨玄感显然没有吸取当年尉迟炯王谦司马消难和汉王杨谅举兵叛乱的教训丨盲目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过度相信了豪门世家的道德；结果一步错步步错；如今落得个孤家寡人、四面楚歌的悲惨下场；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