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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主很愤懑，对政敌的愤怒尤大于对突厥人的仇恨，如果两京和平相处，一致对外，局面何至如此困顿？看到几位重臣凝神沉思，一言不发，圣主心中愈发烦躁，忍不住手指裴世矩的奏章，开口问道，“诸卿对此有何异议？”

赵才心切，首先回道，“圣上，军权是招抚核心，我们唯有掌控军权，才能镇制安东，才能牢牢把安东控制在手，否则，安东就处于失控之中，就是一个重大祸患，而这一祸患并不会因为李平原统领安东大军就有所缓减，相反，会愈演愈烈，以致于演变为事实上的藩镇割据。”

赵才尚未说完，圣主的脸色就难看了，怒不可遏。

这是内外夹击啊，外有北虏和政敌咄咄逼人，内有心腹重臣怯弱推诿，岂有此理！亲信大臣用来干什么的？就是关键时刻勇于为自己分忧解难，冲锋陷阵，敢于为自己承担风险和责任，而不是缩着脑袋躲在自己的羽翼下，让自己冲在最前面为他们遮风挡雨。赵才的确忠诚，为人也很刚正，但缺点也在如此，不知变通，不能便宜行事，更不会察言观色，揣摩上意，结果一张嘴就把圣主逼到了旮旯里，进退两难。

裴世矩在急奏中已经表明了立场，把李平原推到“前台”，李平原是官方的人，由李平原统领安东大军，名义上就是圣主和中枢控制了安东军权，完全顾全了圣主和中枢的脸面，而由此所带来的全部责任和一切后果，他裴世矩一力承当，如果出了意外，损害到了国祚、圣主和中枢的利益，唯他裴世矩是问。

裴世矩的这个态度让圣主非常满意，中土和皇帝利益至上，勇于承担，这是裴世矩连遭先帝崩亡和榆林风暴两次打击后，依旧能够赢得圣主信任和重用的根本原因所在。君臣的政治理念可以不一样，治国方略可以有冲突，但中土至上、皇帝至上的根本利益要一致，只要一心为了中土谋利益，为了皇帝可以舍身赴死粉身碎骨，这样的臣子就可以重用。

此次西行，裴世矩拎着脑袋远赴西域，圆满完成任务，圣主脸上有光彩；此次赶赴安东，裴世矩又不负众望，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李平原作担保，完成了对安东的最后招抚，为圣主顺利进行第三次东征铺平了道路，而这样忠心耿耿、尽心尽力、勇于担当的臣子，才是真正为圣主分忧解难，但是，内部斗争无处不在，裴世矩因为政治理念的原因，始终不能融入以圣主为首的改革派的核心圈子，理所当然成为改革派遏制和打击的对象。

这次裴世矩到了安东后力推“李平原”，等于公开承认“秘兵刀就是白发贼”，但之前因为突厥人散布“秘兵刀就是白发贼”的谣言以实施离间计，迫使圣主和中枢不得不公开否认这一谣言，********裴世矩，确保中枢核心决策层的团结，结果拱手送给裴世矩一个为李平原“洗白”的机会。现在除非圣主和中枢有确切的、公开的证据证明白发贼就是秘兵刀，否则就只能哑巴吃黄连，接受李平原复出之现实。

当然，圣主和改革派为了推倒裴世矩，也可以制造“白发贼就是秘兵刀”的证据，但如此一来，圣主和中枢就是自己否决自己，自己打自己的脸，会严重损害威权，所以不到迫不得已，圣主和改革派也不会与裴世矩翻脸成仇、鱼死网破。

而裴世矩的这一“投机取巧”之举，于公来说是迅速完成对安东的招抚，确立中土在南北对峙中的优势，但于私来说，李平原和安东这股新兴力量的出现，必然会进一步加强裴世矩的实力。也就是说，在裴世矩的蓄意庇护下，圣主和中枢试图借助第三次东征来削弱甚至铲除安东力量的想法，十有**要泡汤，而这正是赵才所不能接受的事，所以他公开反对。

但是，圣主的看法却截然不同。

圣主要赢得东征的最后胜利，要赢得南北大战，而目前内忧外患的困境下，他只能竭尽所能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虽然之前他的确想削弱甚至铲除安东这股新兴力量，但因为裴世矩以政治生命为李平原做担保，他就不得不权衡得失，相比起来，东征最后胜利和南北大战胜利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肯定要远远大于李平原这个祸患，于是圣主决定接受李平原复出的事实。他的确不相信李平原，但他相信裴世矩，这就足够了。

可惜，他相信裴世矩，不代表他身边的亲信重臣也相信裴世矩。

萧瑀紧随赵才之后，也提出了质疑，“圣上，把安东大军的统兵权授予李平原，原则上可以，但问题是，李平原是不是白发贼？如果李平原当真就是白发贼呢？当然，我们不能胡乱猜测，我们就事论事，李平原统领安东大军，是否就能绝对控制白发贼？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