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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1—72页。

在改组政府的问题上，“宋（子文）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中共“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杜是来自东北的著名爱国知识分子、张学良的朋友。沈、章当时都在狱中（救国会“七君子”案），沈是法学家、章是实业家。

在另一个问题上，“宋（子文）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宋子文和蒋夫人宋美龄当时由被扣留的蒋介石授权代表他同张、杨和中共谈判。）

（七）从主席台到监狱大门

宋庆龄虽然对蒋介石深恶痛绝，但对于从内战到抗日这一时局的转变还是很欢迎的。1937年2月，她十年来第一次出席了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五届三中全会），并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①

①载《为新中国奋斗》，第76—79页。

“中国人民已经立下志愿，下定决心，不再向帝国主义让步，而准备收复失地，这在我们的民族生活上有着极重大的政治意义。

“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

“最不幸的，还有一些政客依然……害着‘恐日病’。他们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

“胜利将属于谁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政府能够执行先总理孙中山的遗嘱！他在逝世前曾昭示我们，只有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

“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任何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农民是中国经济的骨干……政府应……把先总理遗嘱中的民主政府真正变为事实……

“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

从国民党的讲坛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了。但这不是说国民党政府已放弃了它的老一套作法。这方面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七君子”的释放不但没有实现（这是在西安对蒋提出的条件之一），反而加紧对他们的迫害。对此，宋庆龄采取了一个戏剧性的反击行动。她从国民党中央的讲坛上（在这里她发表了讲演但没有效果）走下来，回到群众斗争的领域中去。她把民权问题同抗日救国问题联系起来。7月5日，她带了简单的铺盖，同其他社会知名人士一道来到苏州，要求把他们也关押起来，和“七君子”一起受审。

国民党高等法院的法官“一时弄得惊惶失措……又是‘赔礼’，又是‘道歉’，连声说，‘我们怎么敢关押孙夫人？我们怎么敢……’宋庆龄同志就当众训斥国民党的法官说，‘你们竟敢把爱国的领袖都关了起来，你们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只有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奴才才做得出这种事来！’法院院长和一大堆国民党官员就只好都站着听宋庆龄同志的训斥，口里还连声说，‘是，是，是……’”①

①同注14。

宋庆龄等人又等了好几个小时，目的已达，才返回上海。

这个“救国入狱”运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数以千计的人签名请愿，群众救国热情更为普及。

（八）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

就在宋庆龄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后不久，1937年7月7日日本进攻北平（北京）附近的卢沟桥，妄图实现征服全中国的野心。中共代表很快到达南京同蒋介石谈判联合抗日——这一点他现在已不能公开拒绝。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救国会“七君子”的释放还拖了几个星期才予兑现，并且还要“交保”以保住政府的面子，虽然没有人会以为他们将再被拘捕。

1937年8月13日，日本又进攻上海，战事的规模比1932年更大。蒋介石终于派出了自己的部队进行抵抗。在此之前，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专程从延安南下，同国民党谈判两党共同抗敌的条件。在访问被围困的上海时，他们去拜访了宋庆龄，告诉她谈判情况。宋十分高兴地接待了他们。

9月22日、23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的谈话先后发表。宋庆龄深为感奋，在9月24日发表的《国共合作之感言》中说，最近十年来两党的对抗和内战“是首创国共合作的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生前所没有意想到的”。她接着指出，抗日胜利的关键在于遵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20年代革命的力量也在于此，“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