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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庆龄由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3月11日。

她后来于1944年3月12日为在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所作的广播演说《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①中，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①谢伟思书，第109—110页。

“孙中山在反对满清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决不会认为国外朋友对于我们人民的运动的支持是有损国家主权的一种干涉行为。今天我们人民也不会那样想。对于像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压制印度独立之类的现象，我们认为有权加以批评，同时我们也承认别人有权分析我们国家中的情势并提出批评。

“有人批评我们有依赖外国的倾向。我要指出，固然所有中国爱国人士都认为我们的抗日军队应该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但是，只有那些采取观望态度，不积极参加我们民族斗争的中国人才会对人民缺乏信心，以致哭哭啼啼表示说，倘使明天外援不来，后天我们就会垮台了。为我们的国家和为我们的前途而战斗的人是要求援助的，可是他们为之而作了这样多牺牲的目标是不受任何条件的影响的。”

现在再接着介绍谢伟思就他同宋庆龄谈话所作的报告：

“谈到最近关于宋子文被捕的谣传，她付之一笑并说他要是被抓起来审判倒是件好事，因为这样可以使气氛澄清。我说总要有个罪名才能起诉……她回答说，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被说成是一种罪名。从（她的）态度看来，委员长（蒋介石）一定对宋子文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指控。她接着又说，如果把她同子文关在一起倒很不错。

“她说，（她的姐夫）孔博士很为她担心。他说过，‘你要是老这样说话，他们把你抓起来怎么办？’她回答道，她欢迎他们来抓她。”

她对恶劣环境的挑战不但勇敢而且泰然自若，充分显示出她的精神力量。

谢伟思还报告了另一次有关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谈话。宋庆龄说，戴笠正在把重庆一些防空洞用作秘密监牢，这是一个被关在那里的青年托人偷带出来的条子上透露的。

为了更有效地对日作战，谢伟思同史迪威一样反对封锁中共领导的地区、赞成重庆政府实行改革。在1944年6月20日写的题为《中国的局势：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的报告中，谢伟思提出了在华北地区未来对日作战中“帮助共产党和游击部队或同他们合作的问题”。至于促进重庆的改革，“一个非常有效的行动……将是由白宫对孙逸仙夫人发出邀请’。①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45—147页。

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是宋庆龄与之建立某种有效联系的另一群人。

美国（时代一生活》杂志记者西奥多·H·怀特1943年亲眼目睹了河南省的大饥荒后回到重庆。他想要让蒋介石知道这些惨状并采取一些行动，但起初没有成功，后来——

“全靠（蒋的）二姨、孙逸仙的圣洁的遗孀的帮助，……她坚持要这个独裁者接见我。

“她最后给我写的一张条子使我对会见坚决起来，她在条子里安排了这一约会。‘……他们对我说，他（蒋）很累……但我坚持说这是一件牵涉到千千万万人生命的事情……’她写道。

“她又说，‘我想对你建议，你在写报道时要像对我谈的时候一样坦率和无所畏惧。如果对此而倒霉受罪，那也不要泄气，否则局面就不可能有丝毫改变。’”①怀特所写的关于河南饥荒的毫不留情的报道在《生活》杂志刊出后，宋庆龄很快就对这位记者大加赞扬。“我看这样一来他要再来（中国）会有麻烦，”她写道，“但他如果知道他为中国人民办了一件好事，他会感到欣慰的。”②在同一封信中，他以赞扬的口气提到了另一位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一个有才能、有新闻敏感并对中国老百姓有深厚同情的人。“我读了杰克·贝尔登关于三年前缅甸撤退的书，很感兴趣。它至今被认为是关于这一战役的最佳作品。”

①谢伟思书，第155页。

②西奥多·H·怀特着《寻找历史》（英文），第154—155页。

前面提到她通过当时任“联合劳工新闻社”驻重庆记者的本书作者发表《致美国工人们》一文，也属于她同外国新闻界联系这一范畴。

（七）统一战线——以及救灾

在中国社会中，在明晃晃的重庆政治舞台上，宋庆龄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以表明她在建设一个争取更多外援、反对国内压迫的统一战线的工作中的立场。她的一个办法是，只要有可能，就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