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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出席的还有“解总”、中国福利基金会、“联总”和“行总”（它是为了掩饰一下国民党的罪责）。在解放区，邯郸的那所医院改名为“夏理逊国际和平医院”，就像解放区第一座国际和平医院在他的加拿大同胞白求恩大夫去世后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一样。经历了几乎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人民仍然怀念他。在他百岁诞辰之际，在开封——他去世的地方——树立了他的雕像并将一所小学命名为夏理逊小学。

①美联社讯，刊载于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1947年4月5日，附决议全文。

在这些为宋庆龄所赞颂的“联总”医务工作者中，有三位被派到张家口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的美国人，即；陶乐赛·桃爱尔、摩西·奥斯布尔和丽琳·凯泰。当蒋介石军队向这个解放区中心城市进攻时，医院也必须撤退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这三位美国人放弃了乘飞机回北平（北京）的最后机会，随着医院长途艰苦跋涉并在新址继续工作好几个月，始终没有停止治疗看护病人和培训中国医务人员的工作。

还有更多的“联总”工作人员主动地把药品、设备和技术带给解放区。他们之中有赫伯特·K·艾布拉姆斯医生、利奥·埃劳塞医生，美国黑人霍华德·彼得森医生和凯瑟琳·科尔塔德，捷克医生玛格达琳·罗比塔什利，还有曾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几位欧洲医生。在“联总”之外，还有公谊救护队的英、美籍队员，包括曾在延安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护士玛格丽特·斯坦利。这些人员的名字不可能一一列举，但不论他们曾在那里做过工作，那里的中国人民就会永远感激和怀念他们。

这些工作人员在不同程度上冲破了“联总”加给他们的限制——“联总”的高层在美国战后政策的压力下越来越背离这个机构自己制定的“政治上一视同仁”的宪章，也越来越变得办事死板、机构臃肿、指挥不灵。原来在“联总”工作的西尔维亚·坎贝尔在1946年的家信中说，“在上海，‘联总’的人员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需要一个相当大的官僚机构来相互服务”。她又说，“只要我们必须通过腐败的中国救济机构（国民党的‘行总’）来办事情，那末真正需要救济的人恐怕会得不到什么东西。”因此，她步谭宁邦的后尘，离开“联总”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去工作（在这之前她已义务工作过）。谭宁邦在大战中曾任美军上尉，复员后从“联总”转到中国福利基金会任总干事。坎贝尔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后给家里写信说：

“我在这里一星期内所做的有价值的工作比在‘联总’或‘行总’一年里能做的还多。……坦白说，我在年轻时为了谋生也卖力气干，但没有这样拼命，而且总是有许多事做不完。在‘联总’窝囊了9个月之后，这真使我感到快活。”

她就这样继续干了3年，碰到了许多困难，但情绪却越来越高。

像坎贝尔这样的新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逐渐参加到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队伍中来。这个队伍里的老人是在香港和重庆就开始工作并帮助宋庆龄完成从重庆到上海的转移的廖梦醒和德国人王安娜。

在反对国民党不正当地分配和使用“联总”援助的斗争中，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1938年6月，即抗战的第二年，蒋介石下令炸毁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利用洪水阻滞日军前进。这个军事目的并未达到，日军仍迂回前进，进攻武汉，而黄河的洪水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54，000平方公里土地、淹死89万人、受灾人口1，250万（炸堤之前不作任何撤退居民的措施，甚至事先不发通告）。现在，在8年之后、在战争已经结束之后，国民党却急于要堵口，使黄河复归故道，实际上又是为了军事目的，不过这一次不是对付日军，而是对付解放区。因为花园口以下的黄河故道已干涸了8年，两侧都是解放区，如果不作妥善安排，堵口后这片解放区就将尽成泽国，而这正是蒋介石的目的。周恩来和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要求先修复郑州以下黄河大堤并妥善迁移安置故道区内居民，然后再进行堵口，使黄河复归故道。尽管在这一工程的程序上双方早有协议，国民党却坚持在准备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强行堵口合龙，使下游许多人丧生。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在一份给国务卿的秘密报告中说，“共产党一直坚持要有五个月时间用以撤退住在故道区内的居民，然后才可以堵口，所以对国民党提出了强烈的谴责——多少有点道理。”①

①以下有关国际和平医院的记述，请参阅《永远和党在一起》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