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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上合法外衣,宣布年末召开“国民大会”并操纵“国大代表”的选举,她既拒绝候选,也拒绝参加。

与此同时,她加强了同所有在新形势下仍反对内战的人的团结。她的宣言和联系工作无疑地大大帮助了这方面的政治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新的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它的成员都是国民党的一些知名人士。

在“中间道路”的政团决定不参加蒋介石的“国大”以后,蒋政府就在1947年10月27日明令解散民主同盟——它是这些政团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成员主要为知识分子,在战时就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及分裂内战的趋向。但强行解散民盟的结果与蒋政府的愿望正相反。它使那些即使还处于“中立”状态的知识分子也相信,如果内战不可避免,那末中国进步的唯一希望是共产党的胜利。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在1948年成立的。它反对已在进行的内战,号召保持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蒋介石已加以破坏)。它的成立大会是在香港举行的,因为在蒋统治的地区不能保障安全。它的成员中不但有传统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如何香凝,也有资深的军事领袖如冯玉祥将军和李济深将军。

实际上,“民革”是聚集在宋庆龄长期高举的“进步中求团结”的旗帜之下——它也推举了她担任名誉主席。她对“民革”的成立大力赞助,但她从未以“民革名誉主席”的身份进行过活动。“民革”的主席是李济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和宋庆龄都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李同蒋介石的重大政治分歧表现在1933年的“福建事变”中(请参看本书第十三章),当时李济深等领导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曾对共产党作出团结的姿态但为后者所拒绝——后来中共在自我批评中认为这是极左的错误。这一次,中共采取了更为明智的政策,欢迎同李济深及其他曾参与“福建事变”的人士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在这些人士中最著名的是蔡廷锗将军,1932年在上海率领十九路军奋战抗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蒋介石集团对民盟实行镇压,对国民党内资深的反对派如李济深和冯玉祥则予以开除。镇压也好、开除也好,都只能使它在政治上更趋孤立。

(十)在“超级”通货膨胀的压榨下

内战不但使国家建设不可能进行,并且使通货膨胀直线上升,为人民带来极大痛苦。宋庆龄对人民的艰难生活一直备极关怀,她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很紧。她在1948年7月中旬的一封信上说:

“今天黑市上1美元换750万元法币(国民党的货币)……价钱天天在涨,像我们这样手上没有黄金的人,生活非常艰难。一只鸡要300万元,所以我们餐桌上是见不着的……绝大多数人的主要食品豆腐本来是便宜东西,现在也要8万元1磅……米1担(110磅)3,000万元,像我这样的家庭只够吃1个月。我们想不吃糖了……”①

①宋致尼赫鲁信的复印件承本书作者的同行朋友尼基尔·查拉瓦尔德自新德里惠寄。

据一位中国史学家记载,自20年前,即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到1948年,上海物价已比战前上涨了300万倍,做买卖时钞票要用箩筐来装。①

①同注24,1948年7月19日。

1947年5月,在内战开始一年以后,美国驻华大使向华盛顿报告说,在上海发生了抢米风潮,因为米价已上涨了6倍。到1948年8月,他在报告中不再用数字,只是说通货膨胀以“天文数字上升”,政府印钞厂连印钞票都来不及。①

①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第312页。

就在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兑换率是金圆券1元换法币300万元,美元1元换金圆券4元。同时宣布禁止任何私人持有金、银、外币,由政府按官价强制收光。金圆券原定发行限额为20亿元,但到10月1日发行额已超过100亿元,以后更如决堤洪水泛滥起来,物价随之飞涨。与美元的比价在上海解放前夕最高达到了金圆券1,000万元换1美元①。历史上很少见到这样大规模的掠夺。

①司徒雷登致国务卿,1947年5月29日及1948年8月10日。见《被遗忘了的大使》(英文),第110、262页

西尔维亚·坎贝尔后续的家信①中谈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和影响。她写道,“上一星期物价涨了一倍”、“大多数工人……都罢工了”,但政府“坐视不管,因为有钱人正靠投机倒把和囤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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