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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中学生的四千字华章

中学生的四千字华章

“我升初三后，中文老师是27岁的杨锦铨（名字很像英文老师杨锦钟，但是男的，并且是福建人）又兼导师。他是一位最能启迪学生的中文教员，台湾海疆学校毕业学历虽不怎么样，但书教得真好……因为我的中文在班上出色，自然被杨锦铨老师另眼看待。有一次作文，谈到中文程度，我写道：‘现在学生的中文程度要比过去差一倍。’他批改时，不以为然，批曰：‘怎么可以数字计量？’作文簿发下来，我没说什么。36年后，他退休了，我托石文杰送我的书给他，以示不负师教之意。顺便请石文杰转告他：‘《傲慢与偏见》小说中，就有谁比谁漂亮一倍的用法。’46年后，我在电视节目《李敖笑傲江湖》中提到他，称赞他，移居美国的他知道了，送了他花了20年刚刚完成的一套大书—《说文意象字重建》给我，我大吃一惊，他如此勤勉，有如此成绩，真是高人一等。他写信给我说：‘我兄名满天下，却如此念旧，衷心感动不已！’我跟杨锦铨老师40多年未见，但是师生之谊，悬而不断；念旧之情，老而不衰，其交君也子。”

“从初二到高一，14岁到16岁，我因为中文好，参加过多起演讲、辩论、论文比赛。初二时得过全台中市第四届全市语文演说竞赛，得初中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姊，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第三名是张立纲，他代表台中二中。张立纲的哥哥张立豫后来成了我四姊夫，张立纲也变成院士级的学者）。高一时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高二时在《合作经济》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是参加庆祝第三十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得了全台湾第一名，并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我用那笔钱买了中华书局版四十册的《饮冰室合集》。

“在参加各种比赛以外，我在高一也写过《李敖札记》四卷；并在《学生》杂志第四十六期发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新生报》发表《〈英伦归来〉的启示》、《生也有涯知无涯》；另外还写了《学习英语的目的》、《诸葛亮的军政》、《虚字的对联》、《字形的对联》、《毋忘在莒的出处》、《行李考》等稿子。这时我16岁。”

“1953年我18岁，念高三，只念了十几天，就自愿休学在家。我那北京大学毕业的老子他随我的便，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他当时正是台中一中中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于是，我蹲在家里，在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也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及《李敖诗集》等。我有这么好的写作能力，和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有关。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500多本藏书，进台中一中后，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4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京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高一时候那篇4000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所以我就自动休学了……”

自述：与钱穆、胡适的关系（1）

与钱穆、胡适的关系

李敖之所以成为名重一时的文学作家，除了他自身先天的才华与后天的勤奋之外，也与他在青年时期接触的两位国学大师不无关系。这两个人在李敖尚未走进文学的殿堂时，一个尚在遥远的美国，他可望而不可及；另一位则近在咫尺，就在李敖就读的学校里执教，前者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后者就是人称国学大师的钱穆先生。关于李敖与钱穆的结识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