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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荟萃》第一七七页，海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云云。八月底，中国代表向国联大会提交声明书。国联大会通过决议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和屠杀平民的行为，日本代表当场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九月初，日本政府宣布追加侵华战争经费二十五亿日元，内阁通过天皇对华战争诏书。　中日战争节节升温。

当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上将脸色铁青地走出设在上海郊区南翔镇的司令部大门，并在一大群将校参谋和卫兵护送下驱车前往杨树浦前线指挥所时，一场来自南太平洋的热带台风即将在上海登陆。城市上空漆黑一团，雷声在头顶隆隆地滚动，闪电不时划破黑暗。一阵阵狂风从长江口外的海面刮来，将硫磺燃烧弹的辛辣气息和房屋废墟的灰烬刮得漫天飞舞。吉普车打开雪亮的大灯在暗夜的海洋里颠颠簸簸地行进。

在这样恶劣的环天气里，人们完全有理由松弛一下绷得过紧的神经，既不用防备敌机空袭，也不用担心灯光会召来敌炮的猛烈轰击。雨夜是一张安全的大伞，将人类的一切仇恨、厮杀、狡诈和阴谋诡计都牢牢地掩盖起来，不露痕迹。但是总司令张治中压抑的心情丝毫没有因为大雨的降临而感到有所轻松。

这位大权在握的民国陆军上将近日来肝火上升是司令部里众所周知的事，出于对权力而不是对将军本人的普遍敬畏，人们纷纷噤若寒蝉不敢大声喧哗，以免无缘无故自讨苦吃。现在，总司令把自己隐没在黑暗里，独自靠在吉普车后座上不停地抽烟。马达大声轰鸣，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跳跃，车窗外偶尔有灯光掠过，才映亮将军那张如同车外的环天气一样阴郁的长脸。一小时前，张治中两次接到委员长亲自催问战况的电话。委员长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进攻，并大声申斥第九集团军进展缓慢。作为一个资深自负和政治性很强的陆军上将，他对领袖的申斥表现出一贯忍辱负重的顺从态度，但是内心里却永远看不起那个远在南宗发号施令的顶头上司有限的军事才能。尽管张将军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失利辩解，但是他绝对不敢当面顶撞和激怒委员长。

十三日开战伊始，中国军队占据地面优势，日军节节退缩，很快被压制在虹口、闸北一带不到三平方公里的狭长阵地上。民众举国欢呼，报纸天天出号外，连张将军也毫不掩饰胜利在望的喜悦心情，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一周之内将倭寇统统赶下黄埔江去。不料这块最后的阵地竟变成梗在中国军队喉咙里的一根阴险的毒刺，无论第九集团军官兵怎样轮番进攻，大炮轰击，飞机轰炸，敌人阵地巍然不动。中国军队伤亡惨重，进攻乏力，只好处于半休战状态。

恰恰相反，南宗统帅部通令嘉奖了隔江作战的右翼友邻张发奎第八集团军。他们虽然没有啃上硬骨头，但是他们确实肃清黄埔江东岸之故，收复浦东失地。

从战术指挥的角度看，张将军命令第九集团军所属各师分三路沿市区推进，采用通常的正面进攻战术并没有什么不对，敌人固守据点，中国军轮番冲锋，一个团残破了再投入一个团。如果平心静气地检讨和总结经验，这种将部队逐次投人的人海战术并非张将军的发明而是来源于中国落后的内战实践，是缺少重武器、运输车辆和现代化装备的中国军队的传统战术。问题是任何人要认识自身局限都需要时间和过程，张将军有充分理由为第九集团军攻击乏力辩解：我军不是尽了最大努力吗？要是让委员长来做总司令不也得这样指挥吗？但是为什么偏偏他就该受到指责呢？从性格上讲，张将军是个城府很深和反应敏捷的人，他自投军之日起便以政治头脑而不是军事才能著称。这种情况同右翼军张发奎不同。张发奎一介武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一心一意打仗没有后顾之忧，因此居然打了不少胜仗。但是由于他常常与蒋介石作对，所以不能被委以重任，只好摆在浦东敲边鼓。张治中重任在肩，心思却时时受南京的官场政治和人事关系的牵制，因此难免心有余力不足。尽管他竭诚指挥第九集团军广大官兵英勇战斗，许多将士付出生命鲜血的惨重代价，却始终没能消灭盘踞在据点里的一小股顽敌。淞沪开战前夕，蒋介石密召张治中回南京，询问一举围歼上海之故有无把握？陆军上将慷慨作答：忠勇奋战，复我中华，为国捐躯，再所不辞。据说委员长深受感动，当场勉励有加，不仅委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重任，还把原属陈诚系的第十八、第三十九军六个师兵力交由他一并指挥。即使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嫡系里，张治中也算得上将介石权重一时的亲信。但是任何事情都得有个界限，你将属于别人的军队拿去指挥打仗，当炮灰，别人会因此感谢你么？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