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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子回答：“有是有的，但他们任用的楚国人才的确是太多了。我听说，善于治国的，赏赐不过分，罚刑不滥用。赏赐过分，怕的是误赏了坏人；刑罚滥用，怕的是误罚了好人。如果赏罚的错误难以避免，那么宁可错赏坏人，也不能错罚好人。因为失去好人，远比便宜坏人害处更大，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好人存活的环境，这个国家也就完了。

《诗》曰：人才沦丧，国家灭亡（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说的就是人才流失的可怕。所以《夏书》里说：与其错杀无辜，宁可让罪人漏网（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怕的就是失去善人。《商颂》也说：赏赐不乱，刑罚不滥，不敢偷闲怠慢；天子命令下国，一定要建立福祉（不僣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这也正是商汤之所以得到上天赐福的原由。

古之圣君治理百姓，特别注重公正的赏罚，以及对国民的尊重、让国民获得有尊严的生活。比如：古代刑法规定：对百姓用刑之前，行刑者要减少膳食，并且撤去音乐，以此表明自己畏惧用刑；治国者需夙兴夜寐，处理朝政孜孜不倦，以此表明自己体恤民众等等。

而如今的楚国，各社会阶层板结。许多人一生下来就成为富二代、官二代，他们不是因为才能而受到国家的重用，而是因为出生，就理所当然把持国政。这些人把持国政之后，为了维护他们的优先权，自然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国家公器的威力，阻止其他人超越他们。今楚国任命青年官员，不是贵族后代不用，即使偶尔有些普通人进入官吏阶层，但如果他们不与贵族官宦结亲，根本在楚国寸步难行啊！

长此下去，楚国许多有才能的普通人看不到改变命运、改变身份的希望。而楚国甚至连从事商业的机会也不给他们，所有有利益的产业都被贵族把持，普通人因此失去了奋斗的欲望，失去了努力的动机，以至于纷纷出逃外国，期望在别的国家，能依靠自己的才能获得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我楚国最终衰落的原因………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回头看看，我们重用的、那些留在国内的贵族子弟，又怎样呢？现实的情况是：大夫们纷纷出国逃生，成为别国的谋主来危害楚国，以至于国家的祸患无药可救。留在国内的官宦却只知混吃、等死、收贿赂，对国家的强弱毫不关心……这一切都是因为楚国刑罚不公正，不能任用自己的人才啊！

而晋国人却不一样，他们从不因为出身而重用某人。当年楚国的子仪叛乱（在前613年），析公逃奔晋国，晋国人把他安排在自己国君战车的后面，以其为谋主。后来晋、楚在绕角作战（前585年），晋军已经准备遁逃了，但晋国人这时采纳了析公之计，楚军果然当夜溃败。晋军追击，随即入侵蔡国，袭击沈国，俘虏沈国国君；随后又在桑隧打败楚国申、息两国的军队，俘虏了申丽，凯旋而回。自此，郑国再也不敢向南归附楚国。楚国之所以失去华夏诸侯，就是晋国重用外卿析公的作用。

当年的若敖氏叛乱（前605年），伯贲的儿手贲皇投奔晋国，晋国人将他封在苗（即苗贲皇），以其为谋主。后来两国在鄢陵决战（前575年），晋国人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楚军大败，楚王受伤、军队溃逃，子反、潘党自杀。从此，郑国背叛楚国，吴国也开始兴盛，楚国丧失诸侯，这都是得力于晋国对苗贲皇的重用啊！此二人如果现在仍在楚国，我们会重用吗？”

子木茫然的回答：“是啊！你说的都对。”

声子继续说：“现在还有更严重的呢！伍举是申公子牟的女婿，申公畏罪出逃，楚国的国臣都说是伍举送他出逃的，伍举害怕被获罪，出奔到郑国。但他每每引领南望楚国，说：“也许我会被赦免吧！”如此拳拳爱国之心，楚国上下也不以为意。现在伍举他已经在晋国了。晋国赵武正在四处搜寻人才，打算把一个县赐给伍举，让他的职位与叔向并列。到时候，如果伍举一心危害楚国，岂不是绝大的祸患吗？”

听到这里，子木也觉得惊恐不已，赶紧向楚康王建议，增加伍举的禄爵，召其回国。不久，声子派椒鸣（伍举的儿子、伍奢之弟）替楚国迎回了伍举……

伍举是刚刚进入晋国，就被楚国人接回去的。此时季礼已经经过了鲁国，进入卫国。

季礼是吴国人，很少接触中原文明。他还是个音乐爱好者，在鲁国的时候曾请求鲁国人演奏了全套的中原音乐。季礼非常知道礼节，一举一动充满贵族风度。他对音乐的评价，主要是对《诗经》当中的音乐评价，被鲁国人郑重其事的记录下来，并留下了“叹为观止”这个词。季礼的这段评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