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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国变记》也记载道：“东抚袁世凯．亦极言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如奉骄子，祸不忍言矣。”

相映成趣的是，光绪也认为义和团应该*，靠他们的“刀枪不入”之术对抗洋人，根本就不可能。慈禧开御前会议，载漪大赞义和团的忠肝义胆、法术高强，载勋、载澜、徐桐、刚毅等随声附和，大力支持载漪，气氛热烈至极，慈禧盼着光绪此时能附和一句，可光绪垂着头，一言不发。慈禧就发怒训斥他，说：“臣下有奏，行不行，你怎么不说一句话？”

光绪就说：“洋人是那么好灭的？日本是列强中最弱的一个，我们也打不过它，更别说其他洋人了。”

这话可把慈禧气坏了，慈禧大怒下说：“哼，你被洋人吓破了胆！那你说，现在的局势应该怎么办？”

光绪说：“应该派兵捕杀义和团。”

《庚子国变记》记载了一段会议上光绪帝与载漪的对答：

帝曰：“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喜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若遍启衅，必无幸全。”载漪言董福祥善战，剿回大著劳绩，夷虏不足戮也。帝曰：“福祥骄而难驭，各国器利而兵精，非回部之比。”帝自戊戌幽闭后，每见臣工，恒循例三两言而止，绝不言政事，是日独峻切言之，盖知启衅必足以亡国也。

此后慈禧几次开会，就招抚义和团用之杀洋人一事，威逼光绪点头，光绪坚决不点这个头，硬抗到底，其中还说了一句：“从来国家的强盛，没有是靠会法术的人的保护才强盛起来的。”很显然，在光绪的心中，也认为义和团是邪教。

与光绪不同的是，对于慈禧的上谕，袁世凯不是硬抗，袁世凯是阳奉阴违，一边上奏说自己的理由，一边继续狠杀狠砍。

对于光绪皇帝，义和团是仇视的，因为光绪实行变法，效法洋人，因此义和团宣称要杀了光绪。《庚子国变记》中写道：“义和团既借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戊变法，效法外洋，为帝之大罪也。太后与端王载漪．挟以为重、欲实行废立，匪党口往来宫中。匪党扬言欲得一龙二虎头。 龙指帝，二虎指庆亲王奕励及李鸿章也。奕助时充总理衙门大臣，鸿章则时论所称通番卖国者也。”

对于袁世凯，义和团也是仇视的。《景善日记》记载当时北京对袁世凯的传言：“外间传言袁世凯已吃洋教（即加入洋教），若彼在山东，果压服忠勇之义和团，则虽死不足以蔽其辜也。”

光绪帝被指为教主，而袁世凯传其已加入洋教，足见这二人在对待洋人和义和团问题上的一致。山东义和团在袁世凯毁灭性的打击下，喊出了“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的口号，据说为了害怕义和团的报复，袁世凯给居室的窗子上也装上了铁条，义和团有没有派人暗杀他不得而知，但义和团民冲进宫内要杀光绪帝却是真的，幸亏被慈禧太后制止。

第四章　袁世凯的嫌疑（6）

光绪与袁世凯，在重大问题上如此一致的两个人，历史却同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让他们一个仇恨另一个，欲杀之而后快，另一个呢，也有可能是毒杀前者的凶手。

庚子事变后，慈禧用光绪的名义发了“罪己诏”，坦诚自己管理国家有失误，才造成了今日的局面。然后又发诏要各督抚对朝廷的大政方针提建议。机灵的袁世凯看到了慈禧心理上的变化，也看到了机会，他立刻抢先上奏，提出了十条建议，诸如办学堂开民智、开设官报局、派王公出洋考察外国的政治、学术，兴商务开矿山修铁路，强武备，等等，洋洋十条上万言，这十条奏陈，虽然袁世凯在词语上尽量掩饰，但其内容，与光绪变法的那些内容何其相似，袁世凯不敢明目张胆奏请慈禧变法，那很不明智，触老佛爷的逆鳞，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但袁世凯却用慈禧征求建议的机会，变换了说法，又将变法的建议提了出来。

平心而论，袁世凯的十条奏陈，并不高明，也没有新鲜的地方，是把过去变法的一些内容又揉杂了很多老生常谈，比如重人才，办教育等，但袁世凯的这个奏陈注重于容易实行容易见效，他认为该把繁难的变革放在后面，循序渐进，所以他的奏陈很容易就被慈禧接受了。

袁世凯的建议，可以说是讲了光绪想讲而不能讲的话，此后慈禧行新政，虽然也有张之洞等人奏请的功劳，但袁世凯抢先第一个奏陈，无疑是充当了晚清新政的急先锋。

光绪在被幽禁后，慈禧将他的新法全部废除，光绪心中的悲痛，谁都能猜测得到。但是光绪处在那样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