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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不能有效回收，这次活动就有面临失败的危险，孙伏园越想越着急，遂于1　月29　日在《京报副刊》刊登《启事》：“青年爱读书”投票已于一月二十五日截止，外埠因受战事影响，寄递迟缓者，在二月十日以前仍一律收受，发表期改在二月十日以后。又，“青年必读书”仅收到胡适之、梁任公、周作人诸先生等数票，全国热心教育诸公，无论收到本刊的公启与否，务望从速选填赐下，不胜盼祷。

孙伏园双管齐下，一边在报上刊登启事加以催促，一边在报上登出讨论文章，答疑解惑，引起注意，扩大影响。1　月6　日，《京报副刊》刊出了读者汪震《二大征求的疑问》的来信。信中问道：“我对于这一次征求不明了的地方就是‘青年’。你所谓青年是指的哪一个时期的青年呢？”孙伏园在报上回信说：“我的本意，‘青年爱读书’是希望全国的中学生、大学生和与大中学生年龄相近的人投票，‘青年必读书’是希望热心教育的学问家著述家和全国的中学教员投票的。所以我的青年定义非常简单，就是中学第一年和大学末年级的年龄以内或相近的人。”这一招还真灵，立刻又引来不少来信，讨论十分热烈，问题也五花八门。比如有一个叫杨天木的读者来信说，副刊举行二大征求极有意义，最后汇总公布也将很有价值。但有一项不明白的，就是“爱读征求”何以必先悬十部之数。“必读者”限定十部，还有几分理由；至于“爱读书”亦定出十部作陪衬，这是什么道理呢？试问那些号称博览群书的人，百读不厌的书又能有几部呢？孙伏园认为这个杨先生讲得有道理，从善如流，对其意见照单全收，并在报上予以答复，说现在就遵从杨先生的劝告，正式地把说话转过一个调子，说爱读书的“十部”二字只是最大限，举不到十部的尽可从缺。

四、读书之争（3）

最后截止的时间终于到了。“青年必读书”的征求结果出人意料，令人满意，前后共收到“名流学者”们的答卷七十八份。按照时间上先来后到为序，从2　月11　日起陆续在《京报副刊》公布征求结果，先刊登“名流学者”的“青年必读书”书目，再刊登“青年爱读书”

的书目。

第一个登台亮相的是北大教授胡适之。他的书目是：《老子》（王弼注）、《墨子》（孙诒让《墨子闲话》）、《论语》、王充《论衡》、崔述《崔东壁遗书》、柏拉图《申辩篇》、《斐多篇》及《克里托篇》、《新约全书》、穆勒《论自由》、莫利《契约论》、杜威《我们怎样思想》。

接下来2　月12　日刊出了梁启超的书目：《孟子》、《荀子》、《左传》、《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通志二十略》、王阳明《传习录》、《唐宋诗醇》、《词综》。在附注里，梁任公还说明了之所以这样选择的三项标准：一、修养资助；二、历史及掌故常识；三、文学兴味。近人著作，外国著作不在此数。

第三个在2　月13　日刊出，是周作人选的书目：《诗经》、《史记》、《西游记》、汉译《旧约》（文学部分）、严译《社会通诠》、威斯德玛克《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凯本德《爱的成年》、色耳凡德里《吉诃德先生》、斯威夫德《格里佛旅行记》、法兰西《伊壁鸠鲁的园》。

随后陆续刊出书目的是李小峰、徐志摩、潘家洵、马幼渔、江绍原、朱我农。就在各路选家轮番亮出本家宝器之时，读者的质疑之声也纷至沓来。读者李霁初来信说，所谓“青年必读书十部”这一问题的提出，简直如同要找饭馆却问茅厕在哪里一样的谬以千里。

最不解的，就是胡适之、梁任公这样一些无所不通的人，和想入非非的周作人，也居然答复了这样个糊涂问题，世上还有更怪的事吗？

读者田瑞璐说，青年必读书固是极难定，然而不能说是绝对无标准的，无论如何，青年必读书十部，总不要成为“饱学”爱读书十部才好。前发表的这四个目录——胡适之选的、梁任公选的、周作人选的、李小峰选的——之中只有一本杜威的《我们怎样思想》经过两人选过，其余的竟是一人一色。青年必读书“十部”现在已经成为青年必读书“三十九部”了。照这样下去青年人仍无所适从，仍然弄得头脑无着。读者朱大丹来信说，自必读书的书目在副刊发表以来，发现很少有举出相同的书籍，如梁先生偏于史学，胡先生偏于思想，周先生偏于文学之类。青年的适从或弃舍应当根据自我的观察点去选择和判断，不然，真要像堕入“五里云雾中”一样的瞀惑了。

在风声雨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