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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写出以下这些文字的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她是裕庚王爷的女儿。裕庚出身于满族正白旗，可谓当时官员中最进步、最开明的一个。他少年从军，服役期间经历了太平天国的战乱，以及清廷和法国之间的台湾战争。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担任兵部侍郎，后来又作为驻日公使被派驻日本，1898年卸任，进入了当时中国的外交部——总理衙门。1899年，裕庚开始担任驻法大使，任期四年。那段时期，整个满清朝廷都非常保守、反对进步，而裕庚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推动改革。在中国邮政现代化方面，裕庚出力良多。而在改良财税体系和军事现代化等方面，他虽也不断努力，但却终因思维过于超前而失败。裕庚于1905年去世。

裕庚的进步精神也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他让女儿们都接受了西式教育，这在当时的清朝官员中几乎独一无二，甚至有人因此指责他“媚外”和“革命”，但是他并没有退缩。他的孩子们在教会学校里面接受了早期教育。之后女儿们还进入了法国的修道院修习。本书的作者就是接受了如此的教育之后进入了社会。她一回国便成为了慈禧太后的首席御前女官。正是她在宫廷中供职的经历，使得她对很多事情有了深入了解，有机会对那位统治了中国很长时间的独特女性进行观察和评价。而她的记述也给我们认识这位当代最特殊的人物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裕庚在上海病重之时，德龄公主借前往探望父亲之机果决地离开了中国宫廷。1907年5月21日，她与美国人撒迪厄斯？怀特结婚。

出于众多朋友的恳求，她决定将她的经历转变成文字。于是，那位中国最著名的女人以及她在宫廷里面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氛围，通过她同胞的文字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托马斯·米勒德

1911年7月24日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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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1）

1903年1月2日，我的父母，也就是裕庚王爷和王妃，携带着家人、使馆的参赞、随员、护卫、仆人等等总计55个人，结束了在法国为期4年的大使工作，乘坐“安南号”汽船从巴黎回到上海。抵达上海港时，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这真是糟糕透了。想想看，我们这么一大群人下船后能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已是难如登天，更别说还要照管好数不清的行李了。我们早就发现，旅途之中一旦发生点什么事情，这些随员和仆人们一般是指望不上的，因此，料理这一切的责任只能落在母亲的肩上，而事实证明，她在统筹处理这些麻烦事方面，也的确是个天才。

船抵达法租界的码头时，我们见到了上海道台（本市最高级的官员）和众多的地方官员，他们一律都身着朝服来迎接我们。道台告诉父亲，他们已经将“天后宫”洒扫一新，可以作为我们在上海居留期间的住所。但是父亲谢绝了这个提议，他说在路过香港时就已经给法租界的侨民饭店发过电报，相信他们会为我们准备一切。1895年，父亲出使日本之前，我们曾经在那个天后宫中住过，鉴于从前不愉快的经验，我们不想再住在那里。平心而论，那个天后宫刚建成时也算得上是富丽堂皇的一座建筑，但毕竟年久失修，如今已经破败不堪了。按照一般规矩，地方官员有义务向途经本地的上级官员提供食宿，这是一种好心，如果拒绝的话并不妥当，但是我父亲却总有办法礼貌得体地谢绝地方官员的好意。

我们最终平安抵达了侨民饭店。父亲发现，已经有两封来自宫里的电报在那等着他。电报命令父亲即刻进京。但眼下这个季节，通往天津的河道还处在冰冻期，况且父亲已经年迈，身体虚弱，几乎时刻都需要医生的监护，不可能经受长时间的舟车劳顿，通过陆路赶赴京城并不可取，而通过海运绕道秦皇岛也不可行。因此，父亲回了一封电报，说等运河一解冻，我们就会第一时间乘船离沪赴津。

2月22日，我们离开上海，26日抵达天津。就如同我们抵达上海时一样，天津的道台以及众多地方官员也都前来迎接我们。

在当时我们的国家，每一个出使回来的大臣都必须执行这样一个奇怪的仪式：船只抵达中国海岸，必须上岸去“请圣安”。这个仪式非常隆重，道台这样的低级官员是没有资格担任主持的。我们到达天津的时候，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正好也在天津，他派了一个非常干练的部属持了衙门的公文来见父亲，请父亲上岸去请圣安。

一切准备妥当后，父亲和袁世凯都穿着整齐的朝服——一件绣龙的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