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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鸭子也撞倒在墙根下，后跟进来的几个人止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王一民涨红着脸站在那里，望着跌倒在地的黄发女人说：“对不起，快请起来，快请起来……”

黄发女人在哄笑声中爬起来。她那天蓝色旗袍的下大襟被扯开，寸半高的领子开了线，一只高跟鞋也摔得老远。这副狼狈相，使屋里人又大笑起来。

黄发女人自己低头看看，也忍不住笑起来。这时那位外国大个子男人，忙小跑着过去拣起甩在一旁的高跟鞋，送到黄发女人脚下。

黄发女人叫刘别玉兰，是个混血儿。她的父亲是中国人，叫刘洪福，母亲是俄国人，叫别拉斯卡娃。她为了突出自己的特点取了个名字叫刘别玉兰。这样的混血儿在当时的哈尔滨是比较多的。他们多数很漂亮，就像这位刘别玉兰这样。她把东方人和西方人的优点都集中于一身，皮肤是白的，眼珠却是黑的，睫毛长长的，嘴唇红红的，而最好看的是鼻子，长得不大不小，不肥不瘦，比西方人的小，比东方人的大，谁看着都顺眼。而且在直直的鼻梁下边，还有一点非常协调的小弯，这就更增加了她的妩媚。

那位过来给他拣高跟鞋的外国人，是个白俄，刘别玉兰的第三任丈夫，叫谢捷尔斯克。他在北方剧团里搞舞台美术设计，有时根据需要，也客串登台。每逢这时他就可以多捞一笔外快，戏如果叫座，他就能多分到一些戏票，等于赚了双份工资。但无论赚多少钱，都不够他半月花的，这个沙俄伯爵的孙子，宫廷画家的儿子，从小享受惯了。

还有那位拿着菜刀跑进来的刀条脸的男人，他叫何一萍，是北方剧团的反派演员。当时上海有一位专演反面人物的电影演员王献斋，正红得发紫，大受观众欢迎。何一萍因为长得和王献斋差不多，都是刀条脸，就拼命地模仿人家，靠着他的一点鬼聪明，居然学得很像，这样观众也就喜欢上他了，管他叫北方王献斋。他也洋洋得意地以此自居。由于他拥有一群观众，也成了北方剧团的主要演员。他自认为可以在柳絮影面前献点殷勤，取得她的欢心，进而占有她。但柳絮影一点也没把他看在眼里。他俩在戏里总是搭配成对立的双方，用儿童看戏的归类法，就是柳絮影演好人，何一萍演坏蛋。当好人受坏蛋威逼的时候，柳絮影经常要打何一萍的嘴巴，正像我们在戏里常看见的那种场面一样：受侮辱的年轻女人愤怒了，抡起手臂，狠狠地向欺凌她的男人打去。这种打本来是假的：女的将手一抢的时候，男的也忙抬手，表示要捂自己的脸。就在这一抢一抬的刹那，两只手接触在一块了，随着这一触而过的瞬间，发出了啪的清脆响声，然后女的手顺着男的脸腮飞过，男的手捂在自己的脸上，打好了看不大清楚是假的，打不好观众就要笑，破坏了剧情，而往往是打不好的时候多。但柳絮影打何一萍，每次效果都很强烈，响声清脆，表演逼真。不，用逼真这个词来形容是不准确的，因为她是真揍啊！有时卸完装，何一萍的腮帮子还能看见手指印子，但他却表现得毫不在乎，他说：“为了艺术的真实，效果的强烈，这一巴掌算什么，捅一刀我也能受得住，为艺术可以牺牲一切嘛。”

遇到这时候，柳絮影就笑着加上一句：“好，说不定多咱我就捅你这个坏蛋一刀，看你能不能受得住。”

何一萍一听，马上就会把脖领子扣一解，双手扒着衣领往两边一分，露出胸脯子说：“好，现在就捅，这里面是红彤彤的心，这颗心早就属于你了，请你把它拿去吧。”

这时柳絮影就会一皱眉说：“一边去吧，还红彤彤的心呢，黑得都快烂了，有味了！”说完就会转身走开了。

对这些行动和细节，塞上萧是最敏感了，他特别讨厌这个何一萍。有时回到宿舍就忍不住和王一民叨咕叨咕，王一民也就知道了。

屋里的人还在笑着，王一民也跟着笑起来。

刘别玉兰正翘起一只脚来穿高跟鞋，站不住，要倒，柳絮影忙跑过去扶住她，就在这一倒一扶当中，旗袍大襟又扯开了一些。三十年代初期的旗袍都长得拖到脚面子上，小开襟，瘦得紧裹在身上，裹得曲线毕露，走路不敢迈大步，行止坐卧都得加小心，不然就要扯开线。今天刘别玉兰这旗袍开襟一直扯到膝盖以上，像六十年代那种大开襟的旗袍了。

柳絮影一边扶着刘别玉兰穿鞋一边笑着说：“也没见你这么胆小，让一只死鸭子吓成这样，往人家王先生屋里跑，还往人家……”说到这里她不说了，闪动着大眼睛向王一民看了一眼。

“哎，这可不能怪玉兰胆小，实在是这鸭子太‘格路’了。”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