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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之后，大家热情高涨，思维十分活跃。作家张新奇和曾经做过摄影记者的林刚对《海南纪实》的形式进行了大胆的设想，该设想对于《海南纪实》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们企图把《海南纪实》办成一个图文并茂，具有强大视觉冲击力的刊物。杂志编辑的阵容相当可观，都是能写能编的好手，《芙蓉》编辑出身的女作家蒋子丹更是组稿方面又快又狠的枪手。杂志在刊号还没批下来时，就已经被闹得沸沸扬扬，并有书商闻风而来要包销刊物，因此大家基本上不用担心发行的问题。书商的参与，也带来了许多特别的招数——让零售刊物的每一个书报摊，都张贴《海南纪实》封面的大幅宣传画，这在当时的期刊经销中还是一个十分新鲜的举措。

海南公社：白日的梦想（3）

1988年10月，就在《海南纪实》人员尚未聚齐的时候，第一期就出版了，而且创下了发行六十万册的纪录。它以鲜活的版式风格和特别选题以及不易获得的图片材料，吸引了广大的文化消费者，发行量直线飙升，很快就突破百万册。有时三个大印刷厂同时开印，才能满足市场需要。杂志除了一些“揭秘”、“解密”的热点稿，还注重对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和文化解析，经济调控、台湾变局、思想解放、五七年“反右”、“大跃进”、知青运动，等等，都成为专题研讨的题材，一开始就展示出“守正出奇”的大气象，与“拳头加枕头”的其他地摊杂志拉开了足够的距离。诸多文学界与摄影界名家的参与，更促进了刊物在市场上的轰动，差不多在期刊出版领域里是一枝独秀。在杂志出版的同时，杂志社所属的函授学院也开始招生，有两千多名青年文学爱好者踊跃报名参加。整个事业看起来欣欣向荣，形势一片大好。

身为主编的韩少功始终工作在第一线，有时还要加班加点为新一期杂志赶写时效性较强的稿件，甚至跑印刷厂校对清样。主编的敬业和劳动股份制以及杂志的高额利润激励了公社成员空前的劳动热情，他们像疯子一样为公社劳动，奔走于北京、长沙、广州、海口等城市之间。旁人看到公社成员如此卖命，以为是给自己干的个体户，听说是为公家干的，都大惑不解。为了保证成员的身体健康，公社不得不强制命令：不准加班，必须吃好睡好。周末还组织郊游活动，到海里去游泳戏浪，到海边的树林里去野餐，让大家的身心得到必要的放松。

在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公社开始时的艰苦生活很快改观。成员们的月收入由最初的二百元成倍翻升，并且还享受电话、新宅、高额保险等集体福利。甚至于，午餐也是通过电话订购的方式由餐馆送来，防暑的水果和各种各样的饮料充塞冰柜任由成员各取所需。这在当时条件还很艰苦的海南，是令人艳羡的待遇。

当时，许多书贩为了争取《海南纪实》在某一地区的发行权，提着名烟名酒名茶和各种珍贵礼品和回扣的意思，来找公社成员。但大家均能保持纯洁的精神风貌，没有一个人拿回扣，所有的礼品全都交公，搁在办公室里，直到韩主编倡议把它平均分配给各个成员。尽管协议规定成员及其家属的医疗费可以报销，但两年下来报销医疗费的总和不到一万元。

杂志风靡全国的势头，让同人们满怀憧憬，他们想象着将来事业的拓展和个人生活的灿烂前程，谁都没有意识到，如此蒸蒸日上的事业没满一年就走到尽头。1989年内地发生大规模的政治风波，有过###经验的韩少功，尽管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热闹心存疑虑，处理稿件也十分谨慎，但在年底全国数百家停刊整顿的杂志名单上，《海南纪实》还是入列其中。

就在韩少功为《海南纪实》忙活的日子里，老朋友莫应丰身罹癌患，离开了人世。莫应丰一度出仕当官，迁至湖南省文联的领导，终为官场诸多事务所苦恼，沉湎于白酒开示的意境之中。就在韩少功他们在海南创办杂志的同时，这个汉子重新振作，禁烟戒酒，辞掉官职到岛上来筹办农场，决心开辟新的生活疆土，整日骑着单车挥汗如雨地奔走于热带阳光下。然而，就在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人却重重地倒下了。在他住院治疗期间，韩少功曾到长沙去探望。经过开颅手术和放射治疗的他已经面目全非，时常注视着天空喃喃自语，问一句：“然后呢？……然后呢？”相惜多年的朋友最后见面，纵有千言万语也不能说出声音，只能默默对视和久久地抚握。莫将自己抄写的苏东坡诗句“夜雨对床应有时”送给了韩少功，表达了一种深深的期待和遗憾。面对这位曾经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好汉的夭折，韩痛惜良深，写下了动情的怀念文章《然后》。文中有这样的感慨：“岂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