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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市场机制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传统的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说教激发人们的高尚道德来实现社会和谐，号召大家学雷锋，不断树立先进模范。市场经济对人性的要求恰恰相反。在市场经济中，如果很多人是利他主义者，总是为他人着想，贵买贱卖，反而会造成社会生产的混乱。在我看来，和谐社会和市场机制是可以兼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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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二（1）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出现了所谓“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期，表现为高产出、低通胀，同时产出和通胀的波动幅度明显下降。经济学家曾经断言，经济金融运行的基础出现了某些变革，变得更加富有弹性了，从而带来了“大缓和”。这些变革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以信息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崛起，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产出扩张和物价稳定得以持续。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就是“新经济”这一概念的首创者和鼓吹者。二是企业管理能力的提高减少了投资和库存周期的大起大落，进而减少了总产出的波动性。三是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的高效运转，使得价格发现机制更加灵敏，市场能够更好地处理不确定性，市场波动因此下降。

金融危机的出现表明，经济金融系统并没有向有利于减少波动的方向嬗变。“宏观经济之问”这部分，用一组文章阐述了经济周期的火苗其实深藏在人性之中，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并没有改变人类的喜怒哀乐。《黄金盔甲掩盖下的人性弱点》对现代经济中的人性做了有趣的描述。大多数人的印象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个个精力充沛、生龙活虎，他们目标明确，且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然而，由这些奉信理性至上的人群组成的市场却并非绝对理性，它和我们凡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无时无刻不在萌发非理性的懵懂，并一次次地付出沉痛的代价。这样的故事不仅仅会在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投机中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黄金盔甲”看上去更坚固了，但在被金融危机撕裂之后，其人性背后的非理性一如先辈。

在理论层面上，经济学家习惯假设人是理性的，会在既定的条件下，做出最好的选择。然而，如果经济行为人个个是理性的，那么宏观经济为何会出现过热、泡沫、疯狂、低迷、崩溃等非理性现象？《经济的问题，还是经济学家的问题》一文讨论了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宏观经济学的贫困。尽管有少量经济学家成功预测到了金融危机，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宏观经济学并未给经济危机留下应有的空间。在标准的经济学模型中，经济波动主要来自货币供给冲击，或供给面的真实冲击。这些理论无法预测甚至无法解释金融危机的出现。实际上，现代宏观经济学始于对“大萧条”的研究。之所以需要宏观经济学这一学科，是因为很多宏观经济现象难以从微观层面上加总得到。

凯恩斯差不多在80年前首先用“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来分析人们的投资活动，指出面对不确定性，人们的许多投资行为“只能被视为是动物精神使然”；来自人们“想要采取行为的冲动”，这不像理性的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是“收益率乘以其概率的加权平均值”。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英文版），1936年，第149—162页。凯恩斯的危机理论是建立在三大心理学规律之上的，尤其是他所强调的动物精神。动物精神指的是人的行为选择中所包含的非理性行为和非经济动机。这一理念只在明斯基和金德尔伯格等少数经济学者那里得以传承。

最近，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和他的合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教授，试图完全从“动物精神”的角度对经济泡沫和经济波动作出全新的解释。他们认为，人的行为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是情绪化的，并且会相互影响和传染，这使得人类行为会出现非理性和非经济特征，体现在资产市场上就是泡沫和崩溃的反复交替。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希勒：　《动物精神》，黄志强等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此外，另一个有望赢得声誉的人性分析概念是索罗斯首创的“反射理论”（Reflexivity　Theory）。反射理论指的是，投资者（及其行为）与金融市场间相互决定的互动关系，投资者根据自己获得的资讯和对市场的认知形成对市场的预期，并付诸投资行动，这种行动改变了市场原有的发展方向，就会反射出一种新的市场形态，从而形成新的资讯，让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