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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战争的影响可能与之相反，内战只能破坏团结并加深社会分裂的程度。而且，如今世界上的大多数斗争发生在内战的背景下，而非抵御外敌的战斗中。在卢旺达，邻居杀害邻居，而在塞拉利昂，童子军被迫袭击自己的家乡，有时还要屠杀自己的父母。战争结束时，这些因内战而分裂的社会注定要重新走向融合。仇恨逐渐蔓延开来，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战后政治生活是围绕着消除宿怨而非建设共享社会而展开的。

内战造成的创伤需要数十年或者上百年才能愈合，富裕国家亦是如此——只消问一下来自美国南部的任何一个人，他们对谢尔曼将军及他为摧毁南方战斗意志而采取的“焦土政策”作何感想就知道了。看一眼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结果的地区分布图就知道，美国内战远未成为历史——曾经属于南北战争时“南部联邦”的各州披上了统一的象征共和党的红色，从而“保送”乔治·W·布什入主白宫。尽管党派标签可能有所改变，但在过去140多年里，跨越美国各地区的某些基本的政治和文化分歧仍根深蒂固。

此外，我们有能力对越南经济恢复情况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这些数据将越南塑造成了一个成功的典型——根据“成功”一词的定义基本如此。收集研究像越南和日本这样的国家遭轰炸的可靠的家庭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简直是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几乎无法实现的奢侈想法。拥有这方面完备统计数据的国家几乎从来没有遭受过战火蹂躏。这也可能导致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择偏见”：战后经济和机构瘫痪的国家（如乍得、阿富汗或刚果*共和国）缺乏合理数据，因此我们并没有着手研究战争持续存在的负面影响，尽管我们能够更为细致地研究成功案例。日本和越南的战后恢复表明：国家从战争中迅速恢复是有可能的。但这两个国家的战后恢复更多地属于例外而非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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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失败和成功

如我们在前面几章中了解到的，非洲是世界上最易发生冲突的大洲，而且大多数国家，乍得、索马里、刚果*共和国和苏丹等，在过去数十年里一直受困于冲突和经济衰退。不幸的是，非洲的暴力传统植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国内战争，它极有可能导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长期停滞。

但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传出的消息并非全是坏消息。尽管内战仍会对社会发展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还是有许多国家已经逐渐走上经济复兴之路。也许正如非洲国家遭遇的重重失败一样，在这片历经灾难的土地上也出现了许多实现战后复兴的成功案例。内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莫桑比克和乌干达均实现了越南式的经济繁荣。2002年内战结束后，塞拉利昂和安哥拉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些国家大量钻石和石油财富中的一部分被用来救济穷困百姓。即便在卢旺达，经历了1994年种族灭绝惨案及之前武装暴力冲突频发的影响后，在过去6年里已经实现了5％的经济增长，这使人们对更加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是什么令这些国家和它们最近的历史发展不同于仍深陷无休止的暴力循环之中不能自拔的乍得？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就必须从纷繁复杂的各种选项中进行取舍——存在许多“候选”解释，但仍缺乏切实的证据来帮助评估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迄今为止，在研究战争如何爆发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超过研究和平何以维持方面取得的成就。尽管如此，近来一些国家的经历表明，仍存在某些对于战后维持和平秩序至关重要的显而易见的原则。

首先，收缴枪支。如果拥有武器和部队的在逃叛军领袖隐藏在丛林中，战斗的终止更有可能是一种暂时的欺骗而非暴力活动的彻底终结。解除武装是确保和平的关键。

塞拉利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02年内战结束时，美国和英国军队迅速进入该国并毫不留情地解除了革命联合阵线这支反叛力量的武装。后来某些革命联合阵线的领导人遭监禁并在特别法庭中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而自2003年叛军最高领导人福戴·桑科（Foday　Sankoh）死去后（似乎因自然原因死亡），和平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正如暴力滋生更为严重的暴力，和平也缔造和平。过去的每一年里，塞拉利昂变得越来越稳定，因为战争结束时束之高阁的各类枪支已经开始生锈，而且当年的战士逐渐长大、恋爱、结婚、工作，开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最终，他们曾经历的战斗岁月似乎变成了模糊而遥远的噩梦。

除收缴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培育和平与社会安宁的机制。一个维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