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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2）

第一期结业后，留下来做教员和管理骨干的有*、邓力群、马洪、王光伟、田家英、曾彦修、李清等。马列学院前后共培养的近千名干部，后来成了各条战线的骨干。1949年以后*领导的秘书和负责理论宣传方面的干部，以出身马列学院的人为多。

马列学院虽然是为建立新意识形态而设立的一所学校，但毛泽东对它并不满意，也许是与它的校长有关。张闻天在*早期领导人当中是较有理论素养和知识分子气质的，后来许多人对他在马列学院时的工作评价很高，主要是他的作风比较*，他也鼓励学员自由讨论和独立思考。2

因为马列学院偏重于理论学习，就学术训练而言，对学员确实有很大提高，这一点，从以后学员的学术生涯中得到了证明。但毛泽东的用意并不在此，因为马列学院的目的不是让学员学会理论和有学术训练，而是要能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也就是说，是要学员能准确理解和掌握他的思想方法。可惜初期的马列学院没有做到这一点，当时对它的指责是：“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1942年，张闻天在晋西调查期间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被指出马列学院的教学方针有问题，认为还没有达到像后来延安“整风”时所要求的高度。

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要求确立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针，有许多地方就是冲着马列学院而来的。在本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8月，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仍为张闻天。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看起来是一次更名，实际是一次根本性的改造。不久，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确立了这样的目的：“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3

后来对延安马列学院的评价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批评的现象在马列学院确实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认为马列学院教学方针有问题，甚至一言以蔽之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显然是不恰当的。从张闻天办学的指导思想到三年办学的实践来看，它是一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整体上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而又存在着若干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毛病。马列学院工作中的这种矛盾性，应该从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中得到解释：“马列学院实际上是我党在政治路线成熟之后向着解决思想路线过渡中的一个产物，如果说它的产生是适应了全党普遍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那么它的改组又是适应了全党在理论与实际上的深入与提高。”4

李维汉也认为，那时的教学工作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中有教条主义，不懂得如何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出现单纯地为学理论而学理论、学用脱节的现象。1941年5月，毛泽东发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要求确立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延安马列学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同年8月21日，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各地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为了贯彻《决定》精神，加强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马列研究院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原马列学院的一部分骨干和有可能培养成为理论工作干部的学员，留了下来。5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3）

应该说，初期延安马列学院更接近于严格意义上的大学，但这与毛泽东的想法相去甚远，后来它的改组也可以看作是对张闻天办学思想的否定。虽然张闻天当时也接受了批评，但张闻天与毛泽东在文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