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1/4页)

力的手段》一文中就报道，“中兴通讯的一位程姓工程师，在出差进行‘电信日’重点设备保障工作时，在河南省漯河市不幸去世，年仅32岁。他的去世被中兴内部同事认为是‘过劳死’。”

而根据《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文章《中兴通讯：　亚非生存法则》中的报道，中兴公司为了完成埃塞俄比亚电信公司千禧年移动网络的扩容、CDMA无线接入的扩容和光传输网络的铺设任务，“阵容庞大的总部技术专家团队第一时间飞到埃塞俄比亚援战。中兴埃塞俄比亚代表处总代表蒋永军的妻子在上海出了车祸，他只在妻子身边待了一天就飞了回来。中兴通讯在埃塞俄比亚的员工每天晚上能12点时回去睡觉，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以至于埃塞俄比亚电信的人也改变了节假日不办公的习惯，周六、日他们会主动与中兴人一起加班”。可能这也正是中兴始终能紧紧贴住华为，也在通讯设备领域里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甚至不光是华为和中兴两家，据在IT和通讯领域有资深经历的《通信世界网》总编杨海峰说，在这两个行业中，员工普遍的工作时间基本都在10小时以上，并称“周末加班很正常，休息也是在家补觉。一天吃两顿快餐已经习以为常”。

我们也不要以为只有通讯和IT行业才有这样的工作作风，其实，只要在国内的市场化企业中工作过一段时间就知道：　加班早已经成为了十分普遍的现象。以服装行业为例，根据《服装时报》的报道《解析服装企业用工过度加班孰之过？》称：“不久前，全球体育用品巨头Nike承认，有时其中国代工工厂要求工人过度加班，在有限情况下，允许工作时间每月短暂超过240小时。”并且，“超过两成的耐克代工厂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个小时。”

必须认识到，这些大的代工工厂由于受到耐克等代工品牌的约束，在加班问题上其实做得还是相对较好的，在更多的民营小服装企业中，工人超时加班的情况其实更加突出。同样在这篇报道中，就还有如下的描写：“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有的企业的工人乐于加班加点。在温州一家制衣厂工作的晓楚告诉记者：‘到旺季的时候我们都得加班，我工作两年了，一直是这样的。为什么要投诉呀？加班的时候老板会给加钱，偶尔还会发些别的福利，而且就是不加班，晚上我们也没有特殊的事情做。’……同样是在温州一家鞋厂工作的斯斯在被问及对加班如何看待时，则表示：‘前年的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去年年底能加班反倒让我们觉得有希望了，起码证明工厂有订单了呀……加加班也不错呀。’”

“拼命加班”已经成为中国的市场化企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在杭州务工已有十多年、后创办一家非盈利机构“草根之家”的徐文财先生曾想全面调查一下杭州本地服装企业的加班情况，并想据此推出一个超时加班“排行榜”。结果他调查了100多家服装厂，最终却发现，几乎所有企业的正常上下班时间都是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因为大家都一样，最后这个榜单自然也就没法做了。而且，他还发现许多工厂不仅每天都工作这么晚，而且还几乎没有休息日。而其中的一个被其认为是极其好、甚至被称为“天堂”的工厂，也不过一个月里可以准时休假两天，若其他时间太累，还会适当安排轮休而已。

网易针对华为员工胡新宇加班病故事件发起的投票调查也显示：　近7000名被调查者中，64％的人回答是经常加班，27％的人偶尔加班；而从每次加班的时间看，加班2小时以上的多达78％　，超时加班能获得补贴的员工仅占17％。

如果说日本人曾经在相当时间里都以其加班而闻名，那么目前的中国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了不起的中国制造

在中国，我们不断能看到让外国人大感惊讶的工作场景。为什么《时代》周刊将2009年年度人物颁发给了中国的工人？只要我们深入企业第一线就能感受到了。从广东的珠三角到浙江，再从苏南到胶东半岛，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勤劳无比的中国工人创造出的非凡业绩。

这就是当前各国媒体都在再三鼓吹的“中国制造”。

走在中国制造最前沿的包括著名的台资企业富士康。但是，即便是富士康也遭到不少非议。2006年，这家为苹果的旗舰产品iPod，还为包括诺基亚、摩托罗拉、惠普等诸多世界顶尖企业代工的企业被英国的《星期日邮报》首先曝光，称富士康是家“血汗工厂”。报道中称，在富士康位于深圳龙华的工厂里，工人们每天生产iPod的时间长达1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