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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书写对这些文人而言，不再是“抄写”，而是加入了更多心情品格的表现，加入了更多实用之外的“审美”意义。

今草——文人审美的心绪流动

王羲之正是这个历史转换过程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把汉字从实用的功能里大量提升出“审美”的价值。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界定。

王羲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看“万岁通天帖”，常惊叹仅仅王氏一族在那一时代就出现了多少书法名家。王羲之真迹完全不在人间了，但是看到晚他一辈、并列“三希堂”之一王珣的“伯远帖”，还是被一代文人创造的书法之美照到眼睛一亮。

王羲之的“兰亭”、“何如”、“丧乱”，都以“行书”为主。“行书”像一种雍容自在的“散步”。行笔步履悠闲潇洒，不疾不徐，平和从容。

王羲之在雍容平和中偶尔会透露出伤痛、悲悒、沉郁，“丧乱帖”的“追惟酷甚”、“摧绝”线条转折都像利刃，讲到时代丧乱，祖坟被蹂躏，有切肤之痛。

“丧乱”里四次重复出现的“奈何”，变“行”为“草”，把实用的汉字转换成线条的律动，转换成心绪的节奏，转换成审美的符号。

“丧乱”到了最后，“临纸感哽，不知何言”，一路下来，使哽咽哭不出来的迷失痴狂如涕泪洴溅，不再是王羲之平时中正平和的理性思维了。

王羲之时代的草书，不同于汉代为了快写产生的“章草”，加入了大量文人审美的心绪流动，当时的草书有了新的名称——“今草”。

“今草”不只是强调速度的快写，“今草”把汉字线条的飞扬与顿挫变成书写者心情的飞扬与顿挫，把视觉转换成音乐与舞蹈的节奏姿态。

王羲之的“上虞帖”最后三行“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行气的连贯，心事的惆怅迷茫，使汉字远远离开了实用功能，颠覆了文字唯一的“辨认”任务，大步迈向“审美”领域。　。　想看书来

之二 书法美学（8）

以二王为主的魏晋文人的行草书风，是汉字艺术发展出独特美学的关键。有了这一时代审美方向的完成与确定，汉字艺术可以走向更大胆的美学表现，甚至可以颠覆掉文字原本“辨认”与“传达”的功能，使书法虽然借助于文字，却从文字解脱，达到与绘画、音乐、舞蹈、哲学同等的审美意义。

魏晋文人书风的“行”“草”，在陈、隋之间的智永身上做了总结。智永是王羲之第七代孙，他目前藏在日本的“真草千字文”，仿佛集结了二王书法美学，定下了一本典范性的教科书。

智永的教科书明显在初唐发生了作用。初唐的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都有从北碑入隋的工整严格。到了初唐，尤其是经过唐太宗不遗余力对王羲之的推崇，北朝书法的紧张结构中，融合了魏晋文人的含蓄、内敛、婉转。唐太宗，作为北朝政权的继承者，在大一统之后，对南朝书风的爱好，从文化史来看，可能不只是他个人的偏好，而是有敏感于开创新局的视野。

魏晋文人的“行”或“草”，大多还在平和中正的范围之内。“平正”的遵守，使笔锋与情感都不会走向太极端的“险绝”。

初唐草书总结——孙过庭《书谱》

初唐总结草书的人物是孙过庭，他的《书谱》中有几句耐人寻味的话——

初学分布，但求平正。

既知平正，务追险绝。

既能险绝，复归平正。

孙过庭说的“平正”与“险绝”是一种微妙的辩证关系，适用于所有与艺术创作有关的学习。

“平正”做得不够，会陷入“平庸”；“险绝”做得太过，就只是“作怪”。

孙过庭说得好——

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

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孙过庭的《书谱》是绝佳的美学论述，也是绝佳的草书名作，他以浓淡干湿变化的墨韵，以迟滞与疾速交错的笔锋，一面论述书法，一面实践了草书创作的本质，使阅读的思维与视觉的审美，同时并存一篇作品中。

孙过庭的《书谱》似乎预告了汉字美学即将来临的另一个高峰——“狂草”的出现。

孙过庭去世在武后年代，他没有机会看到开元盛世，没有机会亲眼目睹张旭、怀素、颜真卿的出现。

然而《书谱》里大量总结魏晋书法美学上的比喻——“悬针、垂露”，“奔雷、坠石”，“鸿飞、兽骇”，“鸾舞、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