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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以生产为主，生产之余产生生活上的文化需要；而教徒以传播文化信仰为主，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需要依赖于老百姓的需要，老百姓不能安心生产，教徒们就不能安心生产和生活。于是，与印度佛教一个样子的光头和尚，在这个时代开始偶然出现。中国的佛教徒，仍然需要借助道教徒的名义，不敢以佛教徒独立的姿态出现。

不管是什么人，道教徒也好佛教徒也好，普通人也好大官贵族也好，他们要到山里来，山里人始终是欢迎的，来的人是旅游者，按照旅游的英文意思，是一种圆形的运动过程，从出发必然要回到起点的一种定义，这和迁徙到山里来有巨大不同。旅游者是欢迎的，不是旅游目的而是有其它原因到山里来定居的，必须要给山里人一个合理的理由与必然条件，才能给山里人接受。

表面上孙泰李焉与帛和孙悭的定居山里是没有不同的，大家都是来山里定居，不是旅游者，短时间之后就会离开山里。所以这就给不能分辨的山里人带来看不见的思想运动，分歧是难免的，出现矛盾也是必然的。山里人的不明真相，加上别有用心来定居的定居者的目的，造成山里人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山里人已经不止付出一代，而是已经延续了好几代。

矛盾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各部族的分裂和生产力的下降，这是山外北方少数民族和汉人的大规模迁徙运动影响，不能安心生产，需要与山外人一样发生迁徙，而且是迟到的迁徙，发生在北方人和汉人的迁徙之后。山里人的迁徙，可能比平原上的人迁徙更加不容易，思想运动在险峻的山林里传播，而目的地十分不明确，没有方向没有条件，或者是不明白具有那些具体的条件。

既然山外人到山里来，山里人是无条件接纳了，那么山外人对于山里人的迁徙，也应该是一样的吧。是一样的，可是山里人必须忍受山外人指责他们固有的坚强顽固的习性，这是山里人难以接受的，他们是沉默的，沉默而能够倾听，但是山外人以为他们只是聋子和哑巴，不会听也不会说，久而久之，山里人就不愿意离开山林了，只是不断地有陌生的山外人带着他们的需要进入山林。

其实山外人有一种接纳思想的，前面提到的游仙思想，就有一定的接纳性，当正统属于帝王的游仙思想开放化了，以另外一种平民化的姿态出现，就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了，这样子的游仙思想，出现在一些著名人物的身上，比如曹操的一个另类儿子曹植，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还有一个郭璞，这几位是西晋的平民化游仙思想的代表。到了东晋，人物自然转移到烟雨江南中，王谢两家风流人物，背后的思想基础，正是西晋的曹植几位传递下来的。

东晋文化的特征，对于游仙思想加以改造，变成了后玄学时代，要求江南的汉人，具有他们那个时代的开放精神？？不要拒绝与他们一样永嘉南渡的人们。山里人，并没有像东晋开创者那样开放或者不开放，至少江南的山里人接纳了王家和谢家这样的政治集团。江南人会不会继续保持开放姿态呢，这也成为王家谢家还有其他几个皇帝身边的大家族的决定性工作。

除了王家谢家，南渡而来的还有庾（读余）家和桓（读还）家，他们跟着皇帝做得怎样，直接关系他们自身在江南的统治。江南这个时候，还有三国以东吴延续下来的几个家族，他们与新来家族共同欺？了历史。

曹植是另一种游仙思想代表，郭璞是一个集大全的人，他留下的著作是对大量古书的注释，他不是作为一个独立作者存在的，而是一个影子，影子文化人，甚至与现代的武侠小说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郭璞本人是西晋东晋一百多年过渡时期的一个，他也随着永嘉南渡到了江南，郭璞的一个重要作为，就是注释了一本叫《尔雅》的秦汉时期的书，只是一本早期的集中认知的词典，在文化上是十分重要的。这个时候以前的认识，需要总结和研究整理，《尔雅》十九篇，其中有七篇是关于花草虫鱼的，郭璞的研究和注释，对于指导人们生产生活的意义，可想而知。

雷山的杨再宗先生，并不知道已经有这本书籍，但是他正在偏远的山林里试图做着与解释《尔雅》七篇一样的尝试。这个时代的人命，是不值钱的。人命不值钱，但是名字却流传了下来，东晋的人口只有现代的百分之很小的几，可是史书上却留下大量关于他们的言行记载，因为造纸术的普及，纸张书写的泛滥。这就是历史的欺骗性质，对于东晋这个时代的认识，让穿越而来的阿朵把握不住。

把握不住的结果之一，就是触电和变态，阿朵的主体个体受损，没有人能够理解的受损。阿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