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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姓杜的逃到湖北西部的山区，一部分逃入湖南，逃入湖南的这一部分，就给陶侃这样安排着出路。陶侃成为湖南的军事最高当局，所以陶侃可以任命谁来做零陵太守，零陵这年头叫什么来着并不重要，反正零陵就是湖南靠近广西的地方在，这里大山仍然挺多的。

姓杜的请求给朝廷效命，到广西剿灭？的土匪，这是朝廷里都知道的，不仅王敦知道，就连皇帝都亲自过问并允许的。效命，就是说的“被查看“的处分的意思，这一到广西，陶侃认为已经完成任务了，他们已经彻底归顺朝廷，被查看处分就要变成留用了。正式的招编扩编工作就是在零陵完成的。

尹奉之所以不是尹奉而又不是陶奉，而是周奉，这里面是有继续发展的。别人是留用查看，而杜家的这原来剩下的一股贼人，却是查看留用，过程已经完全颠倒了，这可是陶家的和我周家的一大发明，对于以乱治乱中的人事制度和对于世代剿匪计策的一大贡献。招安的这一伙叫杜弘，原来另一股逃入湖北西部巴山大巴山地区的，叫做杜曾，杜曾的事情以后再讲，曾爷爷周防经手比较多，杜曾一度逃到梁州去闹事，后来还是给曾爷爷给收复了，杜曾也给送到王敦那里做手下。

这湖南一路，倒是我曾爷爷周防和大爷爷周光不太参与，因为陶侃觉得我曾爷爷周防是他老乡有亲，年纪比他小，但是做事很顺滑，曾爷爷又找陶侃攀上了亲家的，所以是亲上加亲，陶侃很愿意看着周家发展。

这和曾国藩让左中棠后来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发展壮大一样。

我周家在湖北发展，的确是开始发家了。可是湖南的事情我们很清楚，因为陶侃喜欢通报我曾爷爷。陶侃收编杜弘以后，先是通报我曾爷爷，然后得到我曾爷爷的回信，才决定上报朝廷。为什么要先通报我曾爷爷呢，因为这个事情，都是与剿灭姓杜的贼人有关，这叫军情。而且陶家在湖南的过程也壮大了，因为要招编杜弘，这事情发生在我曾爷爷打败并招编杜曾以前。我曾爷爷也是从陶家得到支援，然后才打败杜曾的，来了个依葫芦画瓢，照样上奏朝廷给自己请功。

我曾爷爷那时候比陶侃多的心眼，已经在前面说过，关于怎么对待上司王敦的事情。陶侃和王敦原来就有矛盾。不仅是王敦，还有甚至是朝廷里司马家的，因为陶侃在司马家南渡之前就已经开始发家，他开始投靠的是另一个司马的，不过也是司马家族的一个大人物。

这个司马家族的大人物，原来名气和权势比南渡的小朝廷司马家族的一点都不小，只大不小。他叫司马越，就是“八王之乱”的八王之一的东海王。陶侃是依附他们发家的，而我周家曾爷爷是主张者。

后来司马越和南渡的小司马发生一些矛盾，陶侃和我曾爷爷都转向渐渐依靠小司马去了，因为他的小虽然小，但是当时对陶侃和我曾爷爷这样的原来吴国的后代却重视，不像东海王司马越。我家杀掉的姓华的，就是东海王的手下，那时候是个比王敦还要厉害的大人物，还是给陶家和周家一起依靠小司马干掉了。姓丁的也是，比姓华的名气小些，当时却比陶家的和我曾爷爷权势大的家伙，陶侃就是先投靠过姓丁的，这是小事了，暂时不提。

对于杜弘的查看到留用，陶侃带来了非常多并且有效的经验，所以称呼陶家的周家的为中兴名将一点也不过分。陶侃对杜弘部队的安排，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对首脑人物加以笼络，最好是送到朝廷里做军官并监视起来。所以杜弘就被陶侃安排到了王敦那里调度。这是表示信任也是邀功。

2， 对招编部队分开使用，分别给予任务，越重越好。当时朝廷要不断加强对四川的控制，挑动对南中地区的争夺，必然会影响四川那姓李的铸造汉兴钱的一伙人。所以陶侃根据我曾爷爷的意思，觉得有必要派出一部分队伍到宁州去，这一去就是不少人了。陶侃则觉得广州那里去发展还不错，他想到广州去开路，而没有想到曾爷爷已经想到成都去了。就算想到，他也不会反对。陶侃觉得自己只要在广州打开局面，就会让今后更加有利，对亲家也是。陶侃就带了收编的杜弘的小部分队伍，以及自己的心腹之人进入广州，但是陶侃到广州去的事情，在朝廷里闹出了事情来了，杜弘的队伍也不安心投降，时刻想再度谋反，而关于王敦想杀陶侃后来又怎样，这个前面交待过了，陶侃解兵交给周家而自己去广州上任就是一个结果。

3， 这些招编部队，都是贼人出身，对于他们要加强控制，派遣任务之前都做了计划安排，对于他们的洗脑也是非常重要的。曾爷爷受到陶侃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