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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时候，班里的学员大都是老红军、老干部，几乎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上课之后要实习，我爸跟着这些老红军一起去打伏击、端炮楼、打一些小仗。这些老红军太会打仗了，跟着他们基本是没有伤亡的。我爸也有他的长处，他给大家讲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在新加坡读书时，曾在图书馆借到过英文版的###的《资本论》，所以，他在班里还给大家讲###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太行山时，我爸睡不惯热炕，每天都借老乡的门板之类的支个床来睡。因此，他身上就没长虱子，也就没有传上疟疾。在当时，部队要从很远的地方拉军粮、拉装备，可是战士们个个都打摆子病倒了，只有我爸没事。于是，他成了运输队的骨干。有一次，我爸和几个战士赶着牲口走山间小道去拉粮食。当走到冰雪覆盖的山崖上时，因为路太滑，连牲口都不敢走了，于是，我爸就把牲口背上的驮卸下来，连背带扛地走过最险的地方。

那时候日军在太行山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杀人无数，老百姓对日军恨得咬牙切齿。有一次打仗后，我爸跟着老红军押了几十个日军的俘虏回营。因为怕老百姓杀俘虏，他们就给俘虏们换上当地老百姓的服装。战士们端着枪在前后押着俘虏穿行在青纱帐。没想到老百姓竟然得到消息，他们从青纱帐里冲出来，手拿菜刀、锄头，没有菜刀的就用手掐，甚至还有用牙咬的，弄死了不少俘虏。老百姓对日本鬼子简直恨之入骨，由此可见日军对待当地老百姓是多么残暴。

大连—平壤—哈尔滨—北平　。。

⒈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4）

我是1947年4月11日在大连出生的。据我爸的传记里讲，从1947年到1949年初，我们一家从大连又到了朝鲜的平壤。我父母作华侨工作，组织群众支持解放战争的前线。后来又到了哈尔滨。我爸任南岗区区长，维持治安，组织生产，支援前线，并且安置国民党的起义将领和被俘将领。后来还负责接待从国统区来的、准备建国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人士，比如沈钧儒、章伯钧、蔡廷锴、李济深、茅盾、章乃器、柳亚子、马寅初、洪深、翦伯赞等。那些###人士大部分都是南方人，国语讲不好。而我爸是新加坡的归侨，会讲广东、福建的各种方言，包括客家话、广府话、海南话、台山话和闽南话，所以和他们沟通起来比较方便。可以给他们答疑解惑，让这些还很少与共产党打过交道的人们感到很亲切。

再后来，北平解放了，1949年4月，我两岁的时候，我爸妈就带着我一起南下进了北平。我们就住在中南海里。

那时候，中南海到处是荒草丛生。亭台楼阁里到处是马粪，一片狼藉。因为平津战役期间，解放军围城的时候，“国军”傅作义在北平的部队就驻扎在这里。于是，住在中南海待命的干部就开始打扫卫生、清理垃圾。

有一次，几个归侨干部议论，中南海里水草太多，如果找来草鱼养在里边一定可以改善水质情况。当时负责管理中南海的同志听了他们的意见，立即给正在江南前线打仗的部队发了电报，在战争之余运来了一批草鱼苗。养上草鱼之后，中南海的水很快就清了。有一次，朱德总司令在瀛台附近钓鱼，见到我爸，招手叫他过来。我爸走到他身边低声地问道：“朱老总，今天钓了几条？”他摊开手说：“没得，不知为什么，明明见到水里有好多鱼，可它们就是不上钩。”我爸没有说什么，却蹲在一旁，静静地观看，突然他想起了养草鱼的事，就在原地拔了些草，编了一个小环，对朱老总说：“朱老总，换个诱饵试试。”老总奇怪地说：“用草做诱饵真新鲜，我试试看。”果然，一条鱼上了钩，老总开怀大笑。

六月盛夏，绿树掩映的中南海显得格外繁忙，装着各种建筑材料的车辆来来往往，一些维修殿堂的工程正在紧张地进行，其中怀仁堂工地特别热闹。我爸记得在入住中南海时，怀仁堂仅仅是一个四周围着平房的大院，院中间有个简陋的大顶棚，但过了个把月，顶棚换了个高大的屋顶架，四周立了新柱子。我爸听人说，怀仁堂要盖成一个大礼堂，是由中国鼎鼎大名的梁思成建筑师设计的，将来新政协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开国大典台前幕后

最让我爸一生自豪的就是他参加新政协的工作，任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的秘书。这第六小组的工作就是：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等方案。现在中央档案馆的有关原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