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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演完了，从各连借来的人都回去了，我们宣传队又上山干活了。在张瞎子的带领下，我们宣传队不论是上山干活，还是下场打篮球，或是登台演节目从来不会落于人后。我们有一帮嗷嗷叫的棒小伙儿，还有一帮漂亮、能干的大姑娘。

这时，我干活已经是一把好手了。记得那时我有一把锄头，锄把是从山上砍下来的花栗木，带有栗木的花纹；刚砍回来时，是粉红色的，风干后变成棕色，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变成红黑色，就像紫檀木一样油光锃亮。锄头的刃口因常年挖地已经磨得很快了，就像个艺术品一样。我很享受用这把锄头挖地的感觉，光脚踩在翻过的红土里，一锄下去，把土翻到自己的脚前，像切蛋糕似的。有时候，翻出土的大蜈蚣趴在我的脚背上也不用慌，我的脚已经和土地融为一体了，它是不会叮我的。

劳动时，余志刚看起来最文弱。他很少说话，整天在哼曲子、写曲子，好像很神经质的样子。他喜欢在夜里“偷听”境外电台的音乐节目，尤其是交响乐，一听到好的交响乐就告诉大家去听。其实，所谓“偷听”也是不得已，不仅因为中央和云南省台不播这些“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而且我们地处边疆，有重重大山阻隔也很难收到内地的电台。他对音乐的热爱很是痴迷。每次排新节目，他都会认真写配器的总谱，乐队里也就那么几个人，他还要吭哧吭哧地写个总谱，有小提琴、二胡、扬琴、阮、笛子、小号和黑管，七八个人一人一个谱，弄成和声。余志刚很少洗澡，还老戴个破帽子，这个破帽子最后还是在回北京探亲路过武汉长江大桥游玩时，被他弟弟余志强一把抓过来扔到长江里了。余志刚虽然长得白白嫩嫩的，上山干活却挺刻苦，没过多久他就能完成定额了。

范大成最爱偷懒。有一次挖梯田，那时正好下雨，我们宣传队的任务还挺重，我干着干着，只见范大成躲在树丛后站着半天没动静了，走过去一看，原来他把锄头把儿拄着下巴，双手手指在锄把儿上练指法，身上冻得哆哆嗦嗦的。我气坏了，使劲推了他一把，没想到他竟哭起来，弄得我也不好意思。晚上开大会的时候，我还做了检讨。范大成干活累了，他就跑到傣家寨子里，睡在人家木楼的楼梯口，像个流浪汉似的。因为我们的生产任务很重，再加上一营宣传队也要他去排节目，我们就把范大成送到了一营。不久一营也传出他的一些好笑的事儿：有一次，他觉得排练太累，就在大家喝水的桶里放了安眠药，结果大家都睡了，他就高高兴兴地走到傣族寨子里去闲逛。范大成经常出这些坏点子，当大家骂他时，他又现出一副苦兮兮的样子，弄得大家又生气，又好笑，简直拿他没办法。现在想来，他身体不好，动过大手术，本来就不应该让他离开上海，更不应该让他干重体力劳动。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1）

我们五连的老工人大都是在1960年从湖南农村移民来的。我们属于老连队，有很多橡胶林已经可以割胶了，生活条件也相对好一些。宣传队在这里，虽然给连队生活带来许多乐趣，但我们排练节目时，也耽误了许多活计。加上我们唱唱跳跳地搞到很晚，也影响大家休息，老工人开始发牢骚了。为不影响与老工人的关系，我和张瞎子主动要求拉队伍去参加大会战。所谓大会战，就是每年旱季，各生产队都要组织壮劳力到新建连队周围的原始森林去砍坝烧坝，烧完坝还要翻地；到雨季来临的时候，又要在翻好的地里种玉米和花生。收完了玉米、花生以后，再等到年底旱季刚来的时候，我们就在那片山地上挖梯田、种橡胶。我们把五连参加大会战的各项任务包下来，老工人就可以留在队里干活，照应家庭。

我们干活的地方，是原始森林，离五连有十里多。那一年，我们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住在山里，在小溪边搭一排竹房子，中间隔开，男女生各住一边；竹床是连着的，像北方的大炕。有一天早晨，在小溪边洗菜的女生惊叫着跑回来，说有一只大蟒蛇在小溪对面望着她。我们几个男生抄起锄头、砍刀冲出去，什么也没见到。烧坝以后，我们在山上翻地，土地被大火烧过以后，是砖红色的，硬邦邦的，锄头挖下去，手振得生疼。我们挖着挖着，张瞎子琢磨出了窍门，地上被火烧过以后有裂缝，我们就用锄头往裂缝上挖，然后一翘，就翻起一大块。这样，工效就很快。我们翻过的地像是乱七八糟摆满了土坯，凹凸不平的。老场长“张大炮”看到以后说这样不行，让我们返工去把土块敲碎。我们正在用锄头敲土块，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雨水一浇，那些土块立刻就变得松软了。“张大炮”看了以后，立刻改口表扬我们干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