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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理念，其间难免涉及个案评说。这种情形下，评点个案究竟算不算违反司法伦理呢？如果不算，是否意味着人们在竞选法官时，可以任意就个案发言？如果算，是否属于限制参选者言论自由，进而影响其选举表现？上述假设并非空想，而是联邦最高法院2002年审理的一起真实案件。

事情要从明尼苏达州的法官选举制度说起。明尼苏达州自建立以来，州法官向来由民选产生。根据明州最高法院1974年制定的法官选举规范，“任何司法职位候选人，包括现任法官在内，都不可就争议性法律、政治议题公开发表看法。”违反该规定者，现任法官将被调职、罚薪，其他人可能被吊销律师执照。此规定又被简称为“宣示条款（Announce　Clause）”。

1998年，明州一位名叫格雷戈里·沃索尔的共和党人在参加法官竞选时，感觉深受“宣示条款”桎梏，想就某个案子谈个看法，都得思虑再三，生怕越雷池一步，不能像总统或议员候选人那样畅所欲言，此人也是直肠子，干脆向法院提出申请，认为“宣示条款”违反宪法，属无效条款。巧的是，明州共和党也认为，由于“宣示条款”处处设限，导致候选人不敢直白表达司法立场，该党无从决定该支持谁，或是反对谁，也要求法院判这一条款违宪。

本案进入诉讼程序后，一审、二审中，联邦地方法院及上诉法院都认为“宣示条款”不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裁定明州共和党败诉。明州共和党只好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2002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4票的微弱差距，就此案做出裁判。代表多数方撰写判决意见的，是向来以文笔犀利著称的斯卡利亚*官。他分三个层次，抽丝剥茧，逐层分析了“宣示条款”是否违宪的问题。

首先，欲判断“宣示条款”是否侵犯言论自由，必须得厘清它到底禁止的是什么样的言论。斯卡利亚认为，明州最高法院确立的“宣示条款”，主要禁止法官候选人就具体个案表示法律见解，在这一前提下，法官候选人所能表示意见的范围，只限于自己的性格、教育、工作习惯，及如何处理司法行政事务等议题。

那么，“宣示条款”能否促进司法公正呢？斯卡利亚认为，既然“宣示条款”限制了候选人部分言论自由，那么，判断其是否违宪，就得看这种限制是否合理，能否实现更优越的利益，也即司法公正。如果存在更优越的利益，就说明这种限制是必要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司法公正，向来缺乏确定标准。参选法官者，多数都上了年纪，对重*律议题已经形成自己的看法，即使就个案发表见解，也不会令人质疑其未来的公正性。而且，候选人在竞选法官前，多数以写文章或发表演讲形式，表露过本人的司法立场。从这一点来看，限制其选举期间的言论自由，没有太大意义。因此，所谓“更优越的利益”并不存在。

最后，限制法官候选人在选举程序中的言论，是否属于普遍现象？斯卡利亚从实证角度阐述，由于普通法具有造法功能，美国法官的功能与立法者相差不大，因此法官选举制度与一般政治性选举（如议员选举）没有太大区别，犯不着对法官言论做太多限制。而且，在美国，限制法官候选人选举言论的州并不多，历史也不长，相关条款不具有“普世长久性”。

凭什么限制法官候选人的言论自由（2）

综上所述，多数方*官认为，“宣示条款”限制了参选者的言论自由，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属无效条款。如果各州试图限制竞选人言论，必须符合严格审查的标准。

位于少数方的金斯伯格*官撰写了异议意见。意见开头，金斯伯格首先强调了司法权的特性：无论联邦法官还是州法官，都不代表人民、政党、社区或个人，而是代表法律本身。法官的任务，是依据个案事实，中立适用法律，必要时甚至要违背多数人民意志。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官选举不能与竭力逢迎民意的政治选举划上等号。限制法官候选人言论自由，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

金斯伯格进一步指出，如果是政治选举，候选人向选民做承诺，是理所当然之事。但若是选法官，就应限制候选人的承诺行为。法官候选人如果在竞选中做过承诺，以后为争取留任或连任，势必要竭力兑现诺言，一旦诺言与当事人利益或正当法律程序相悖，就有可能损害司法公正，使人民对司法丧失信任。多数意见认为竞选言论与司法公正没有关系，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事关重大，奥康纳*官发布了协同意见。奥康纳认为，以选举形式产生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