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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不能亲自教养女儿的父亲，心中是有缺憾的，　那么，我的父亲心中是有缺憾的——他一生中从未听我叫过他一声“父亲”。

这一切只因为我的父亲虽然是文坛宿将、“拼命三郎”萧军，但是我的生母却不是他的夫人王德芬，而是另有其人，一位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知识女性。

我原来的名字叫张萧鹰，是萧军的亲生女儿，1953年出生在北京。

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种种原因，使我一直生活在父母亲手制造的影子后面，不仅在萧军子女的名单中找不到，甚至不为父母双方亲朋好友所知。

对我因此而受到的伤害，父亲萧军很内疚，当年他曾经几次不无伤感地对我说：“……他们（指他的其他子女）都在我身边，只是苦了你一个人在外面……”

如今，父亲已经带着那份缺憾永远地离去了；我也早已走过不圆满的童年，心灵的伤痕随着岁月的打磨，已经结痂，化成了我最不肯触碰的记忆。

纵观父亲萧军多磨难的一生，承受的痛苦远远多于欢乐，更谈不上享乐。他的一生是坦荡、磊落、真实、正直、不可扭曲的一生。而坦荡磊落的人生，是用不着遮掩或粉饰的。我认为，只有真正有血有肉、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萧军，才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才会获得读者由衷的热爱和尊重。

在萧军已经离去22年后的今天，仍旧有许多人在关注着他，关注他的作品。有人说，“萧军是一部大书，书中蚀刻下许多历史的痕迹，对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灵史无疑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他是苦难中国的见证人……”我认为，这部书的内容首先得够真实。

所以，能够如实地把我和父亲萧军的故事告诉世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是对父亲未了心愿的补偿。他生前多次对我说过：“你对谁、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说，你是我的女儿……”——可见他并不想隐瞒事实。

更重要的是替父亲将一段真实的人生写照奉献给世人，避免以后出现以讹传讹的不实之词以及难以查证的疑团——那将会损害萧军的形象，伤害读者的感情。因为，作为文坛斗士，萧军不只属于他的家人，他更该属于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属于热爱他的读者们。

能够展现一段真实的历史事实，既是对作家、对读者、对历史及所有当事人的尊重，也是身为子女者及所有当事人、知情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与责任。

■　我的生母和她的家庭

当年的故事必须要从我的生母与她的家庭讲起，不了解她的家庭，就不会理解这个故事。

后海北岸、银锭桥西二三百米的地方，有一幢英式建筑风格的二层小楼，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二楼有着宽敞的阳台，站在楼上凭栏远眺，不但后海景色尽收眼底，天气晴朗时，连远处的西山也遥遥在望，是名副其实的“银锭观山”。院子不太大，约两亩二分多，但很整齐。院子有前后两个门，一个门在后海北岸的海边，汽车可以从这里出入北面的另一个门斜对着铸钟厂胡同，向北一直走出去，就到了旧鼓楼大街，往东则是有名的烟袋斜街。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父女如影（2）

这就是我外公在北京的家，北京市西城区鸦儿胡同48号，母亲远走他乡之前生活的地方。后来由于萧军长期租住在这里，也经常被人称作“萧军故居”和　“海北楼”。

我的外公张公度，人称张公，民国期间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先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令部、军政部任职，少将军衔。

外公是程潜的部下，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安排，携妻女回到北京。我母亲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是个名副其实的“乖乖女”，孝顺之极。

外公天性耿直、古板、不苟言笑、做事认真。他一生从不损公肥私、见利忘义，有时简直正派得近乎无情。我外公在职期间，虽然公务繁忙，但是对孩子的教育却非常重视，要求严格，几近苛刻。

我的生母张大学，南京人，生我的那年，她25岁。从她年轻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她当年的样子：苗条文雅，单纯热情，喜好文艺，善良真诚，一双大眼睛似乎永远带着忧郁。

母亲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对共产党、对新中国怀着虔诚的忠诚和热爱。为了摆脱出身和家庭带给自己的“资产阶级影响”，她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的进步活动，立志要做新中国的科学家，可以说是品学兼优。当时，由于她的良好表现和优异成绩，学校已经考虑等她毕业时将她留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