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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在上海大学教过一个学期的写作课程，我和他共事过。”郑仲夏回忆道，“他似乎有意躲着政治，只想做一个单纯的文人。”

“恐怕未必，他回国三年，创办书局，拍摄影戏，著书立说，名声越来越响，影响越来越大，前些日子在北平又提出新的主张，这都不是单纯文人会做的事情。”蔡合森猜测道。

“我读过这位先生的主张，‘第三条路’，这是想走中立路线嘛。”湖南口音的男人思索道。“可在如今的中国，他的那条路走不通。我们要坚持自己的道路。”

对于林子轩的讨论到此结束，他们谈论起其他事情来。

从1924年开始。上海大学开设了平民义务夜校，还到沪西的纱厂开办补习学校。

深入工厂内部，在纱厂工人中传播自己的思想，为举行罢工创造条件。

罢工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空喊几句口号就行了，需要充分的准备，仓促行事只会失败。

上海纺织行业的女工最多，受到盘剥最严重，比较容易说服。但上万名女工如何保证一条心，这就需要出色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

罢工是一场博弈的过程。

一旦罢工，女工没有收入，家里还需要钱来生活，不可能持久，一个星期还能坚持，一个月恐怕就坚持不下去了。

如何解决女工的后顾之忧，安抚女工的情绪，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般的手段是组织互助会。女工之间互相帮扶，共渡难关。

也会募捐一笔救助基金，对于特别困难的女工进行救助，如此才能安定人心。否则人心不齐，是罢工失败的最大原因。

这是针对内部的策略。

在外部，要争取媒体的大力宣传。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给工厂主施加压力。

还要防备工厂主和租界当局的反扑和镇压。

一场成功的罢工需要前期细致的调查。充分的准备，完善的谈判策略和牺牲的决心。

向警宇和蔡合森两人在法国留学期间就有过这种经验。法国人有罢工的传统。

会议结束，各自离开。

向警宇夫妇和那位湖南口音的男子一起回到公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这是一座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

他们是邻居，对外声称是一家人。

与此同时，泰戈尔和徐至摩返回了上海。

在此之前，泰戈尔还到山西和山西军阀阎锡单谈论了一番哲学的话题。

相对于泰戈尔来到上海时的轰动，他的离开显得黯淡很多，总的来说，这不是一次成功的访问，他无意之中参与进了中国思想界的纷争。

在林子轩离开北平后，泰戈尔在北平的演讲并不顺利，受到不少青年学生的阻挠。

为此，徐至摩极为气愤，不愿意翻译那些青年人的言论。

胡拾则站了出来，仗义执言，斥责青年人无礼的行为，接替徐至摩为泰戈尔继续翻译。

他虽然不赞同泰戈尔的观点，但却不会像那样青年一样起哄赶人，至少要尽到地主之谊。

或许周作仁的看法较为冷静。

5月14日，周作仁在《晨报》副刊发表《“大人危害”及其他》一文，声明自己对于泰戈尔的访华及讲演“在反对与欢迎两方面都不加入”。

因为他觉得地主之谊的欢迎是应该的。

如想借了他老先生的招牌来发售玄学便不正当，至于那些拥护科学的人群起反对，虽然其志可嘉，却也有点神经过敏了。

围绕着泰戈尔访华的是是非非，终究告一段落。

1924年5月30日，泰戈尔离开上海，转道日本返回印度。

徐至摩陪同泰戈尔前往日本，把这位印度诗人送到香港，当徐至摩询问泰戈尔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把心落在中国了。”泰戈尔如此说道。

然而，陈独绣并没有因为泰戈尔的离开而放弃攻击，他开始秋后算账。

6月1日，他用笔名发表《送泰戈尔——并慰失意的诸位招待先生》一文，将胡拾和林子轩与张军劢、徐至摩等人相提并论。

他把在中国招待泰戈尔的学者骂了一通，尤其是胡拾，他认为胡拾的立场不坚定。

这或许就是两位新文学启蒙者决裂的开始。

林子轩对陈独绣把自己捎带上批判一番没什么想法，连反击的念头都没有，因为没有必要，泰戈尔都走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