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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把自己的技术和其他公司的技术结合在一起，从而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加快技术商业化的步伐；有时候，陶氏化学内部的一些技术，也许并不适合作为一个单独的业务部门去发展，但有可能其他公司会对这项技术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这部分业务剥离出去，陶氏化学拥有一部分的股份，让剥离出去的公司更加独立自由地发展。”陶氏化学亚太区首席技术研发官高恬莎曾经担任“陶氏风险”的首任全球研发总监说道：“过去的10多年里，85％以上的风险投资所投的项目直接与化学行业相关，而在未来，新能源和新材料方面的研究将成为风险投资重点关注领域。”

从事企业风险投资的团队，通常是一支精干的队伍。在陶氏化学，常常是一个由5～10个人组成的团队管理着20多个项目。但在开展这些项目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调用其他相关业务部门的人员，或者借用公司外部的技术力量，这种根据项目而定的灵活的组织结构，比固定的模式更有效率。高恬莎说：“刚刚引进风险投资的时候，肯定会遇到挑战，大家会说——为什么有钱不投在公司内部的技术上？我觉得这里涉及观念的转变：我们如何与比我们规模小的公司合作？”

不过，“绿色机会”并不只是留给了那些“技术巨头”们，就像当年的互联网浪潮，绿色为所有人提供了同一条起跑线，甚至小公司“船小好掉头”的优势会更加明显。最重要的是，你到底有多大的创新力？你是否能推动“突破性发明”的诞生？

为环境埋单，是成本还是投资？（1）

提起日本经济，“发达”、“全球品牌”、“精益生产”……这样的字眼会一连串儿地蹦出来，然而如今，日本经济的另外一个特色正在日益受到关注：日本拥有工业大国中最高的森林覆盖率、发达的环保产业、完善的环境法规体系以及显著的污染治理成果。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年10月公布的《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日本的HDI指数（人类发展指数）位居世界第10位，在亚洲国家中排名第一。

然而，日本经济能呈现出今日的“绿色”，却是在经历“不可承受之痛”之后被“逼”出来的。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前期，日本经济经历了战后的高速增长，政府大力扶植发展　“重厚大”产业（钢铁、石油化学、制纸、电力等）。一时间日本各地工厂林立，大气和水环境因工厂的排放物而迅速恶化。20世纪世界八大环境公害事件竟有一半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日本。

环境污染直接影响了日本居民的健康，因此反对公害的运动在那时的日本空前高涨。通过被害者和日本居民的不懈努力，日本政府终于在　1968年颁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其后又陆续颁布了《噪音规制法》、《汽车尾气排放规制法》、《水质污染防治法》等多部法律，有效地遏制了污染。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日本企业的责任得以明确，它们开始重新设计自己的制造体系。

如今，日本曾经走过的路也在被渴望发展的国家们重复着，但是日本的教训所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吗？“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在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的现在还能走得通吗？如果遵循自然的法则，重新设计一种生产方式的话，也许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回报。

零排放系统

在非洲的*共和国，有这样一座与众不同的啤酒工厂。生产啤酒排出的水，流入了附近的池塘，专门用来养殖鱼。在啤酒发酵用过之后的谷物堆上生长出了蘑菇，这些蘑菇能在当地的市场上卖个好价钱，要知道*的蘑菇都是进口的。同时，蚯蚓吃着剩下的谷物，成功地将植物蛋白转化成了动物蛋白，蚯蚓成为养鸡场的喂食。蚯蚓和鸡所排出的废物被“消化器”转化成沼气，这些沼气又用来支持啤酒工厂的发酵，而制造沼气过程中排出的“废物”则成了池塘里的“鱼食”。

这是一个真正的“零废物排放”工厂，它更像一个平衡的小型“生物链”社会。这样的“零排放”啤酒工厂不仅出现在了*，还在瑞典、加拿大、日本相继诞生。这正是社会企业家冈特？保利（Gunter　Pauli）的得意之作。

早在1992年，冈特？保利就在自己的母国比利时设计了一家几乎达到“零排放”的工厂，当时他是一家生产清洁用品的公司Ecover公司的CEO。自从这家工厂进行了革命性的“绿色”改变——屋顶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