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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东北我军在1947年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后，以五个月的时间，运用诉苦、“五整一查”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开展了以“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为目标的大练兵，使我军的士气更加高涨，战斗力大为增强。在此期间，东北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大量二线兵团的补充和加强。从1947年8　月至1948年8　月，第一批二线兵团共组建八十八个独立团，每团定额二千五百人，总计二十五万人。1948年4　月至1948年11月，第二批二线兵团共组建八十个独立团，总计二十余万人。至1948年8　月末，东北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一百零三万人（其中主力部队七十万人，两个大军区、十个省军区及地方武装三十三万人）。东北解放区已拥有全东北土地面积的97％以上，人口86％以上，并控制了二万一千余里长的铁路（敌占区仅有一千二百里），东、西、南、北满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土改、剿匪已基本完成，政权已得到巩固，生产已有较大恢复。此时，东北国民党军队经过1947年夏、秋、冬三次我军攻势作战，被歼三十余万人，尚存五十五万余人，被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战略上或撤或守，举棋不定。我军发起辽沈战役之前，国民党在东北采取了“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的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东北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是：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二十七万余人守沈阳地区，以便北进可支援长春，西攻可策应锦州；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十万余人困守长春孤城，以图牵制我军主力，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十五万余人，守锦州地区，以确保与关内的海、陆联系。东北我军根据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形势与东北我军冬季攻势后的新形势，认为东北敌我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在中央军委、毛泽东有关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战略决战即辽沈战役的作战准备。其中政治动员、政治准备，又是各种准备的一个重要环节。早在1948年2　月7日，东北我军攻势正在进行之际，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就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朱德、刘少奇，提出：“你们现在打辽、鞍、本、营区域之敌很有必要。这个战役完成后，你们就可解放辽南，两个纵队增至主攻方面去。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

冬季攻势结束后，　1948　年4　月18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谭政等致电中央军委，拟攻长春，并阐述了上述两个方向不能攻取的理由。4　月22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大院复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但“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打锦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①1948年5　月29日，因久攻长春不下与此次试战和侦察情况得知，长春工事坚固，敌军战斗力强等原因，林彪等向中央军委、毛泽东报告，决定改变决策，由硬攻长春改为久困长围，乘其撤退时在途中歼灭之，而使我主力转至热南承德、古北之线作战。5　月31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为准备东北主力出至锦、榆、津、平（即锦州、山海关、天津、北平——笔者）线及平、张、绥、包线作战，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由东北运输粮食至该两线之各项技术问题。”

1948年6　月5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关于东北我军行动问题，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是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

第二个是目前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作战。第三个是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时间准备两个月到四个月。我们认为第三个方案为好。6　月7　日，中央军委复电：基本同意第三个方案。

6　月15日，东北我军总部在吉林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打不打长春问题。根据敌我情况和中央军委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