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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在讲完《论语》后主动提出讲《庄子》的原因。我认为如果只有“儒”而没有“道”的话，我们的文化建构是不圆满的。

儒家给了我们土地，让我们能够站在地上行走，去实践，去以身践道，它鼓励社会人格的自我实现，这没有错。但是如果没有天空的话，我们就没有思考，不能飞翔，没有生命角色上的自我超越。只有土地没有天空，我们会变成过分沉溺的现实主义者，而失去理想色彩，生命自觉无法建立，就容易再一次进入集体无意识。

我认为中国人说的人格理想就是盘古的理想，所谓“神于天，圣于地”，神圣两极，人就在天地间。孔子是个普遍的代称，他代表了中华文化源头，中国人朴素的安身立命之本。

我认为道德和秩序是同等重要的。很多东西是和谐的统一，也就是说，两个坐标是能够制衡的。用儒家的最高理想来描述人格，而儒家所谓人一生的历练，从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要到达什么时候？70岁可以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是个人道德指标，就是按照自己心灵指引的方向去实现个人；不逾矩，是外在的制度指标，是遵循外在的一切社会要求，这两者能够合二为一，这是一个很高的理想。用庄子的话就更简单了，五个字，叫“外化内不化”。外化，就是顺应制度；内不化，就是坚持人格道德。中国的儒与道，殊途同归，以不同的表述描述了一种和谐状态，就是个人与社会永远不要过分夸大冲突，而更应该强调一种和谐。

这样的境界，太年轻的时候怎么可能感悟的到呢？所以我说古圣先贤的伟大就在于你很年轻的时候，他不会让你觉得畏惧，真正的感悟需要用一生去体验。

其实我当老师以后，开始讲中国古典文学了，又给了我新的一番感受。它关乎一个孩子的体悟成长，它关乎一个家庭的悲欢。这是什么呢？这是经典的力量，这是圣贤为什么在今天仍然让我们相信他活着，因为他活在我们每一个苦难的时刻、悲伤的时刻，他作为生命里一种救赎的力量，永远给我们一种支撑，永远默默地温暖着我们苍凉的生命。

古人说“破万卷书而行万里路”，这话真的是有道理的，仅仅关在书斋中我们可以把学问做得很深，但是很难透彻。学问有一个很高的境界，我想是通透二字——通达透彻，能够渗入生命，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在我走到泰山顶上那一刻，两度登泰山最终到达一个地方，我就明白了一个朴素的成语，叫做殊途同归。而中国人格一直是在儒家相济理念里学会成长的，这就是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中国人，每一个中国人在其社会理想上都是儒家，在其自然理想上都是道家。这么一想，儒与道不简简单单拥有一种严谨的学理意义，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它也是我们每一个朴素心灵可以分享的一种文化权利。

解读经典，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心去完成这样一番体悟，我想，不是一个年头，一段经历，一个文凭可以回答得了的。也许这一生中永远在成长，永远在感悟，我今天谈的是今天的感悟，20年后，30年后，还有那个时候的感悟，21世纪是个多元选择的时代，人心容易迷惑，大家要追寻简单的真理，国学开始复兴。《论语》讲的就是“人人心中有，口中无”的东西。另外，我们正好赶上大众传播时代，现在有《百家讲坛》这些途径，让一些有研究的学者，真正用自己的感受去体悟、去激活象牙塔里的东西，通过大众传播这个平台，还原到每个人心里去。媒介时代是外在原因，跟多元时代人心呼唤的内在原因，碰在一起，内外相合生成这种现象。作为一名传媒学者，我的学问一刻没有间断过。而向大众讲《论语》、《庄子》，也是我的使命。《百家讲坛》的定位是面对初中文化水平的观众，要求15岁的中学生能喜欢，要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为了炫耀学问，去和大家讲版本考据，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面对什么人要说什么话，大众传媒首先要尊重大众。

传播是形式，古典文化是内容。作为治学的学者，我在大学研究传媒。作为文化传承者，我在《百家讲坛》平台上讲读《论语》。在我身上，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不矛盾，相互激活。

我的成功不是思想、学问的胜利，而是传播策略的胜利。我研究传播，传播本身有准则，电视传播非常松散，是先天的冷媒体，想让冷媒介抓住大众，就要讲究传播策略。你不能讲大学里的儒文化渊源、版本的考据。到大众传播平台上，我信奉“道不远人”，也就是真理离人心不远，要找到身边的小故事去诠释经典。《论语》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