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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兼顾人己两个方面，不是只为自己打算。他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在事业上得到成功，也要帮助他人得到成功；自己想显达于社会，也要帮助别人显达于社会。这里强调的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是一种利他精神；所反对的是只顾自己，拔一毛以利天下的事也不肯做的利己主义。

孔子呼吁“仁者爱人”是有针对性的。在那人吃人的社会里，谁没有得到社会的爱护？当然不是统治者，而是被统治者，所谓“爱人”实际上是要求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发一点善心，把他们当人看，不要加重对他们的剥削压迫。孔子要求统治者要克制自己的贪欲，反省自己的过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那时传统的道德规范。孔子希望在位的统治者都成为“仁者”，具有恭、宽、信、敏、惠的美德。这五种美德对统治者是非常有好处的：“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泽足以使人”。

“仁者爱人”并非空洞的口号，有实际的内容。孔子要求统治者关心民间疾苦，“博施于民而济众”，即把自己多余的钱财拿出来帮助缺衣少食的“民”，让“众人”得到好处。孔子已经注意到了社会的分配问题，认为当时的贫富悬殊极不合理。他说，社会财产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平均分配，社会就安宁了。如何平均呢？“博施济众”便是一法。均财富，损有余，补不足，让百姓得到实惠，这才是“爱人”。

另外，孔子还主张“节用爱人”。统治者骄奢淫逸，挥金如土，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所消费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不用说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他们的花天酒地要以百姓的“啼饥号寒”为代价。统治者的奢侈就是百姓的灾难。孔子看到了这一点，便提出“节用爱人”的问题。只有“节用”，克制统治者的贪欲，才能减轻百姓的负担，这样就等于爱护了百姓。可见，“节用”就是爱人；反之，奢侈则是害人。

孔子仁者爱人（2）

孔子主张“使民以时”、“不误农时”，这也为了“爱人”。在孔子的时代，一家一户的小百姓每年要无偿地为统治者服劳役，而且农忙时节也要服劳役。这样，严重影响了耕播和收获，给千家万户造成了损失。孔子并不反对服劳役，但反对在农民大忙的时候抽走劳动力，在孔子看来，作为统治者，做事要考虑到百姓的利益，百姓服劳役必须是在农闲的时候。

由上可知，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是在对苦难中的百姓起保护作用，维护着百姓的实际利益，在为百姓讲话，抑制统治者的贪欲。这个主张意在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具有社会的进步意义。

“仁”是一种美德，同时还是人的一种本性。在孔子看来，正因为人有这种美好的本性，人才不是动物，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这里，孔子从人性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仁的重要性。

“仁”既然是人的本性，人的美德，那么，作为一个人就不要违背“仁”，违背了就会做不仁的恶事坏事。仁之于人，犹如空气和水，谁也离不开，哪怕是一顿饭的工夫也不可离开。当你匆忙的时候不要忘了它，当你在罹难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不要抛弃它。人活着要不违仁、不弃仁，永远与“仁”同在。

应该一生追求“仁”，为社会和人类做出贡献，为了“仁”要肯于牺牲自己，不计较个人得失，见义勇为，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子说得好：“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形成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宋代范仲淹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顾炎武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传统美德的体现，首先考虑的是天下国家，是民族的危亡，人民的生存，而不是个人的安危和荣辱。他们把孔子提倡的“爱人”推及到爱整个国家民族和全民众生。

以政为德

鲁国有位公卿贵族叫季康子，掌管朝政，治国的重任自然要落在他的肩上。如何治国呢？他去请教有学问的孔子，说：“我想杀掉一些坏人，亲近一些好人，你看怎么样？”孔子不以为然，回答说：“你治国当政，何必一定要大开杀戒呢？最好的办法是为官的人要带头行善做好事，只要你从善，百姓就会跟着学你从善，这就看你往哪条路上引。在位者的高尚道德好比是风，小百姓的道德趋向好比是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这里讲了一种治国者的导向作用。

这番话，道出了孔子的心声，他反对乱杀人的暴政，主张宽大为怀的德政。他说：“为政以德，统治者就像明亮的北极星，安然地在自己的位置上闪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