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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督察回答：“你们一定是错！”

陈督察反问：“你把一个疑犯打成白痴，那是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害了很多人，他该死，当天所有的警察都保你，你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这段对话，几乎是法律程序与社会正义两方的一次碰撞，如果站在各自立场谁也无法肯定对方是对是错。王宝从事非法事务，但他的生意越做越旺，警察却越搞越乱。面对一切的不公，马督察交出警枪警证，闯入帮会“老巢”杀死王宝，价值的天平最终倾向了正义。

香港影人一向善于节省成本，社会事件变成了现成剧本。《濠江风云》直接取材尹国驹案件。《飞虎雄心II》来源于越南难民营的骚乱。《大事件》不仅展示了警匪的精彩博弈，还生动地表现了警察与媒体的关系。《监狱风云》、《火烧岛》大揭当时监狱黑幕，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林岭东为此不得不拍摄《伴我闯天涯》暂避风头。《跛豪》的片头运用纪录片片断和字幕，再现了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大陆饥民逃港等沉重历史，并不时穿插香港天星小轮引发暴动、毒枭昆沙执掌金三角、香港廉政风暴等重大事件。《黑金》以警匪对峙的框架包容台湾解严以后发生的多起典型社会事件，对台湾当时的社会现状作了一次宏大的叙事阐述。《金钱帝国》取材于香港警史上一桩轰动性的真实案件，重现了20世纪70年代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前后警察与黑道的幕后交易。影片涉及当时极为复杂的警队贪污受贿题材，得到香港廉署有关部门的支持，首次向公众解密了诸多封存30年之久的机密档案。《新宿事件》传承了《极道追踪》等片的历史气韵，以小观大，从华人小群体管窥到近代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导演尔东升将镜头对准海外漂泊的底层华人世界，中国农民铁头、阿杰等人偷渡日本后，被迫卷入黑社会争权与仇杀的漩涡，尽管曾经雄霸一方，终是无法抵挡本土社团的报复而惨死他乡，用华人曲折惊险的经历奏响一曲凝重辛酸的民族悲歌。

“银河映像”不单单描写黑社会，还直指整个香港社会，成为香港历史和现实（心态）的一面镜子。从《一个字头的诞生》到《放逐》，在一堆男人搏命打杀的过程中，总会悄然传递出潜藏的社会寓意：所谓的江湖人从来没有正邪区分，好人与坏人、真心与假义很难界定，而警察、卧底作为正义的化身、法律的代言人，往往沦为无关痛痒的角色，大多数时候还得与黑帮头目平起平坐、侃侃而谈，无形间产生了地上社会与地下社会的“对接效应”，终使黑社会这种隐秘的亚文化群体以不可阻挡的势力浮出水面。

龙争虎斗、风起云涌的江湖是香港电影中最华丽的部分，既包含了现实中的残酷和死亡气息，又将一种潇洒和从容的英雄气质凸显在枪火迸发的瞬间，寄托了中国人对侠义、人格、尊严和命运的解读。

童年与影结良缘

“我是基督徒，受爱、罪恶及救赎等宗教观念影响。古代侠士行侠仗义精神现已荡然无存，我们得独自面对邪恶。”

——吴宇森

流年碎影

1948年9月22日，吴宇森生于广东省广州市。1951年，随家人移居香港。吴宇森的童年在生活的艰辛中度过，父亲染上痨病，家里一贫如洗，一家大小居无定所。在教会的帮助下，吴宇森才得以读完小学和中学。这期间，他阅读了许多神学、哲学、历史学、美术学著作。基督教的仁爱、牺牲精神，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刺客列传》等中国古典侠义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对吴宇森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学时代，吴宇森经常溜出课堂跑到电影院看电影，沉浸于好莱坞黑帮片、西部片和黄金时期的歌舞片营造的氛围中。他最为推崇法国暴力导演皮埃尔？梅尔维尔，从梅尔维尔的作品汲取了风格化的暴力和浓厚的人情味。《野人帮》的导演山姆？派金帕对吴宇森也有很大影响，慢镜运用、圣歌激战等都是对山姆电影语言的发扬光大。

吴宇森从小喜欢戏剧、电影，曾是“中国学生周报”话剧社成员，演出过《清宫怨》、《父母心》等话剧。他回忆童年时说：

“从孩童时候起，我已很喜欢电影了，不论西片、粤片、日本片，一概都喜欢看。那时，我并没有富余的钱买票入场。记得有一次，在大世界戏院，我抱着弟弟趁入场时混入戏院的楼座，不幸给带位员发现，一掌把我从楼梯上打滚下来。可这一掌并没有令我放弃看这场电影的热望，相反地赶快抱起弟弟，紧跟着人群混入楼下去。到了中学时候，喜欢看电影的热情一直没有降低过。”

吴宇森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