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第1/4页)

前言

11年前,杨澜不经意间的一个提议,让当时还在兰州工作的朱军,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进军”中央电视台。然而当他携带家中全部积蓄2000元钱只身来到北京后,却远不是想像中的顺遂人意,而是这座城市对他这个“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冷落。拒绝、孤寂、漠然和生活无着,使他一面想就此止步“打道回府”,一面自我宽慰“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其中的跌宕起伏、悬念层出,似乎让人走入了小说情节,但毫无夸张的都是朱军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经历。当他做成《艺术人生》之后,张越曾推心置腹地说:“兄弟,有今天,真不容易啊!”而朱军觉得,还得信那句老话: 机遇,从不光顾毫无准备的人! 那么朱军究竟“准备”了什么?在这里,朱军一一生动道来:父母近乎“苛刻”的家教;侦察兵脱胎换骨的磨砺;才艺上的天赋和痴迷;目标确定后固执甚至“愚讷”的追求;当然还有因为好心眼积蓄的好人缘,所有这一切让他经历中有数次不可思议的机缘巧合,极为传奇。&nbsp&nbsp

简单生活(图)

被人知道,受人关注,是所有成长中的年轻人的向往,我忽然有了这种梦想,并且有了之后就很难泯灭。 到中央电视台之前,我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相声演员,兼任团里的节目主持人。当时主持人在舞台上还有一个更贴切的称呼:报幕员。常年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贯口的功夫,使我当个报幕员还是游刃有余。由于我是部队老兵,形象还算一身正气,嗓音尚属浑厚,是八十年代比较标准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形象,所以在“兰战”稳步发展。 当时在部队生活比较简单,有那种单纯的快乐。我和谭梅也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干柴细米,不漏的房屋,加上娇妻的陪伴,日子也还悠然自得。由于我和谭梅都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生活压力,我有300元左右的工资,两个人加起来月收入有500多元。&nbsp&nbsp'返回目录'&nbsp&nbsp

小富即安(图)

那时我在兰州已小有名气,经常被邀请主持一些社会活动,所以常有些“外快”补贴。团里吃饭免费,给演员发饭票,吃不了可以换成钱。那时,还不懂理财,不像现在的小两口,供房供车,还银行贷款。我们那时侯不用,再加上部队文艺工作者处处受到大家尊敬,所以对自家的小富即安,十分知足。在我生活的城市,我拥有的一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忙的日子我就骑着我的摩托车,带着谭梅到兰州最美丽的滨河路上兜风。 其实,我是个野心不大的人,如果没有命运的垂青,机缘的巧合,我设想自己的今天应该就是住在兰州一幢比较普通的居民楼中,可能会有一个快上初中的孩子,没准正希冀着买辆家庭轿车或供着一套新的房子。其实想想,大多数人都这样过着恬静、淡然的日子,至今我也不认为这样的人生碌碌无为,只不过有些时候,人生是可以在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中改变。&nbsp&nbsp'返回目录'&nbsp&nbsp 。 想看书来

初识电视

1989年的元旦,甘肃电视台筹备一台军民“双拥”晚会,节目除本台主持人外,还要从部队文艺团体中挑选一个主持人。说是主持人,不过是报幕员换个体面说法而已。当时的甘肃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纪天智亲自为晚会挑人。于是,凡在部队文艺团体里的“报幕员”都纷纷被叫来面试。 那时电视对于我来讲,与“电视机”基本上属于一个概念。至于电视节目制作的过程,我和为数众多的观众一样充满神秘和好奇。到了电视台,一切都觉得新鲜,也对那些忙碌的编辑记者从心底里羡慕和敬重。导演跟我聊了几句家常话,就让我回去了。当时觉得电视台办事效率真高,来了就直奔主题说事,说完就走人。那次对电视根本没来得及产生兴趣,权当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唯一想到的是要真的上了电视,朋友们在家里就能看见我,多有意思!但是,出门后回家,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忘了,继续以往的生活。 几天后,我因为感冒发烧,在家休息。迷迷糊糊中接到“兰战”领导的电话,通知我到电视台商量节目的事。浑身酸软的我只好带病前往,当时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到了电视台,我仍在药力作用下昏昏沉沉,隐约听见领导让我当这台晚会的主持人,而且录制时间近在眼前。这无疑是军令如山,没有后路可退。 于是,我一口气打了八支柴胡,吃了一大把各种感冒退烧药,就踉踉跄跄去了录制晚会的礼堂。与导演交流了一阵之后,刹那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