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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赵看着周围满满一堂的人，哽咽着低声劝道：“孙先生，这里还有很多人呢，都着您……老佟的事，等会儿回后院，慢慢给您说。”

孙元起明白，现在确实不是细究的时候，只好暂时藏住悲伤，做到堂中的主座上，学生们上前一一见礼，大致询问了学习情况。随后，跟学生们大致说了即将创办学校的事情，以后，“物理传习所”作为一个完整的单位并入新建学校的研究院中。希望在座的学生好好学习，到八月份一并参加考试，依照成绩决定在新学校中的年级。

学生们听说先生要建大学，都欢呼起来，急急忙忙回去温书了。

孙元起转入后院，看见老赵、老郑两家都跟着进来，便问：“老佟……老佟是怎么没的？”说话间，声音已经哽咽，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顿时，后院哭成一片。

哭了一回，老赵才断断续续地说出老佟去世的始末。

话说孙元起走后没多久，义和团就进了北京，整个北京乱成了一团。

“义和团”，在西方的文书记载中，通常被称为“暴民”。这确实不差，他们不光烧洋书、拆教堂，连电灯、电话、自鸣钟、管风琴之类都在破坏之类。参与洋务运动的官僚，或者外交官员，往往被冠以“二鬼子”的称呼，予以抄家，不少达官显贵都受波及，连孙元起的便宜叔祖、官至大学士的孙家鼐家里都被抄过，其他的可以想见。

老佟找了身破旧的衣裳，怀揣了六百两银票兑换的碎银子、铜钱，每天天不亮就出门，连早饭都不吃，就在北京城转悠，或者在茶馆里打探消息。一听说哪里有抄家，立马过去，装作拾荒的，专门拣拾图书。如果见有拳民拿着图书，就用铜钱、馒头来换。别人问他要书干什么，他就装傻，说有人收废纸，做纸钱用。

六百两银子用完了，就每天出去捡。老佟不识字，但时刻记着孙先生交代“越多越好”的原则，只要是有字儿的纸书，都往家捡。义和团住进京师大学堂的时候，老佟连蒙带骗，愣是一点一点地把京师大学堂里的纸片拾了个干净。连扔在水池里的，都捞上来带回去。

既然义和团被称为“暴民”，自然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君子。看到老佟偷偷摸摸的往怀里装书，骂几句那是好的，动不动就上来打几拳、踢几脚。老佟只有陪笑脸、装孙子。有时候遇到暴戾的，把老佟殴打一顿，书撕毁，抢走身上的最后一个铜子，才扬长而去。等老佟能动了，又把撕毁的书给捡起来，带回去。

西历6月20号左右的时候，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作为英国使馆北面屏障的翰林院，是大清最重要的藏书机构之一，藏有各种典籍、以及印书的雕版木片，包括修《四库全书》时的底本，其中最贵重的当属《永乐大典》。

明朝永乐元年，朱棣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繁。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自有书契以来，凡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各书无不包罗。永乐五年（1407），书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全书22937卷，其中仅目录就有16卷，共11095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是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自先秦至明初，所引书七八千种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极为珍贵。后人曾从中辑录佚书五百九十种。现存《东观汉纪》、《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重要史籍，都自《大典》中辑出。

《永乐大典》正本被火焚毁，副本在明嘉靖后一直藏于皇史宬，清雍正年间移入翰林院。乾隆五十九年（1773）时曾对《大典》实存册数作过详细的统计：《大典》全书11095册，当时还剩9881册，佚去1215册。《大典》比较大规模地陆续散出，是从咸丰十年（1860年）开始的。据缪荃孙《永乐大典考》载：“咸丰庚申（1860）与西国议和，使馆林立，与翰林院密迩，书（《大典》）遂渐渐遗失。”而《大典》散佚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利欲熏心的官吏监守自盗，而非有些论著想当然的以为是英法联军盗掠。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3中记录了偷盗者的伎俩：“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大典》二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包于包袱内而出也。”这确实是“极巧妙刻毒”的偷书法。他们偷到《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