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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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思忖片刻，猛一击掌：“是极！革命党人之起事，不在太后病危之际，便在太后身死之后。近时帝后自西安回銮，一路车马劳顿，尚无偶恙，足见太后康健，应还有五至十年之寿。百熙你也推测是十年左右，应该不谬。十年后的青年学生、青年士兵，如今不过是少年，如果施与良好的思想教育，使其明白革命之目的、肩负之使命，心中自有主见，不为政治家所迷惑。纵使南北兵戎相见，士卒皆从正确之一方，则欲图私利者，其可得乎？”；

“是的，”孙元起也赞成梁启超的思路，“民弱则国弱，民强则国强，国民素质决定一国政体的优劣。正是由于中国民众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不知道如何抉择，才使得中国只能由**政府统治，陷入了南北相争、彼此杀伐的深渊。我们必须把中国振兴的希望寄托在广大民众身上，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身上。通过教育、宣传等手段，改变他们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的毛病，让他们具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以及高度的政治觉悟，时刻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第一要义。由此出发，改造中国社会，选择合理制度，建设一个民主富强新中华的目标必能实现。”

“对！”梁启超兴奋地站起来，在过道中一边踱步，一边大声说：“欲建新中华，必先新民众。苟有新民众，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那些中老年人，让他们接受新思想很困难，关键是在青少年。明日的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青少年！今天的责任，则在你我肩上！”

梁启超停下脚步，目光灼灼地盯着孙元起：“原来百熙早有定见，是不是？所以你从前几年就开始办学校、编教科书，就是想教育和培养下一代，是不是？很好，很好！我就知道，我们中华必然会有大智慧、大魄力之学者，在此危难时刻迎风奋起，左右国家，启蒙民众！”

孙元起摇摇头，心想：自己的本意，最初不过是为了谋生，后来稍微开阔些，想让身边的人活得更好，直到立意创办学校，才有一丝科技救国、教育救国的想法，现在也是如此。却从来没有想到梁启超所说的那么宏远。

梁启超复又挨着孙元起坐下：“百熙，你编的教科书，我认真拜读过，非常好。可是也有一个小毛病，那就是新思想、新理念没有大张旗鼓地予以突出——当然，我也知道，在现今国内，这些都是犯忌讳的，而且你在《生物》《思想品德》等教科书中也隐约提过，不过还不够。——我觉得，你还可以再编一套历史或者地理的教科书，把国家、民族等观念融入其中。要知道你的教科书在江南流布极广，几乎只要是有学堂的地方，就有你的教科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有责任、有义务宣传这些！”

让我编写历史、地理课本？搞笑的吧！这就是问村长，村长也不知道啊。孙元起就要出口拒绝，可那些话，被梁启超充满希冀的目光生生地逼在嗓子眼里说不出来，只好硬着头皮答道：“好吧，我尽力。”

梁启超这才满意，抬起头，望着东方的太阳，最终喃喃低语：“我在日本，不能回国，不过我还能办报纸、还能写文章，也要为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培养中华新青年而鼓呼！十年、二十年后，我深爱的中华，你会变什么样呢？”

下午，横滨港口人来人往，太阳照在东京湾的海面上，波光粼粼。

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客轮缓缓离开码头，孙元起和杨度等一行，扶着栏杆，挥手作别岸上的梁启超、马君武等。等岸上的人都杳不可见，才走回甲板上。

翻着手中的一摞教科书，孙元起越发佩服20世纪初那些一心为国的热血志士。听闻孙元起要为中国学生编写教材，需要相应的参考书，不用梁启超吩咐，那群小伙子就四下寻觅，买的买、借的借，不过一上午，就找来了十多种日本出版的相关教科书。

依着本来的意思，就是参考这些书的内容和体例，用自己中学学过的历史书模式来剪裁，再请学校的几位国学大师审阅一番，不出什么大的纰漏。虽然总体上有些剽窃的嫌疑，却也不妨碍使用，再说，自己剽窃的还少么？大致翻了几本，孙元起不觉皱起眉头，这些教材大多是日语写的，比如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市村瓒次郎《支那史要》、小川银次郎《东洋史要》等，自己全然看不懂。想起杨度曾在日本留学，便询问道：“皙子，你的日语如何？”；

“杨某在日本近半年，虽然日常的对话、普通的报刊没问题，还是有很多东西不太明白。”杨度一脸谦虚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