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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对该种官办教育给予彻底破坏，代之以一种全新的教育，使儿童从幼时起就接触现实社会，使其能自出能力、自辟新境，具有自主自治、独立人格的精神。国民性自然幡然一新，毋庸零敲碎补地改造！”

“这主意不错！”同是绍兴籍留日学生的陶成章点点头，“儿童便有如洁白的生蚕丝，染于墨则黑，染于靛则蓝。如果从幼儿时候教育起，相信国民面貌必然大为改观！只是我等二三十人投身教育，便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子？我们不如以公开信的形式，直接致信故乡人民，鼓吹年少之士亟宜游学，呼吁有志之士到日本寻求、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回国之后共同投身教育，进而改变国民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

“对！”“好！”周树人、许寿裳、经亨颐等人纷纷表示赞同。

“就像豫才刚刚说的，行胜于言，我们现在就要行动起来，拟好公函。这公函，不能单单是口号、议论，还要详细介绍留学方法，包括可读的学校、宜学专业、所需费用、赴日旅程，让读者可以一目了然！”经亨颐补充说道。；

一群年轻人顿时忙碌起来，很快取来笔墨纸砚，围着陶成章、经亨颐，开始撰写《致绍兴同乡公函》。你一言我一语，经常为某个字的当与不当，而辩论上半天。

在大家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许寿裳和周树人在人群外聊天：“豫才，你的《斯巴达之魂》，翻译好了么？”

“哦，快了，总要再改改方好！”周树人答道。

“我们浙江留日的学生，办了本刊物，名叫《浙江潮》，我看你可以发表在那上面的。”许寿裳建议说。

“哦，到时候再说罢，或许别人看不上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手中的纸烟。

许寿裳不放弃：“豫才，我看过你的文字，知道你的笔是极有灵性的。就像你写给我的那首《自题小像》的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我觉得那是极好的。你可以时常写写文章，向文学一途发展，也可以借此来警醒国民，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周树人缓慢而又坚定地摇了摇头，吸完最后一口烟，才说道：“我的志向是学医。年少时，父亲得了病，虽然开方的都是名医，诊金很高，但病却日重一日，终至不起。看着父亲的不治而死，给我留下长久而苦痛的记忆。后来到南京读书，接触到西方医学知识，总想起以前父亲吃药的药引子：同巢的蟋蟀，结了子的平地木，打破的旧鼓皮，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觉得，中医不过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此次来日本游学，从历史书上得知，日本的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引进。所以，我准备学好医学，回国医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同时也借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变法的信仰。文学，还是算了罢！”

许寿裳见好友的志向已决，也不再多劝。

周树人还是选择学医，估计还是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估计还是会看到杀头的幻灯片。历史在这一刻，展示了强大的惯性，并没有因为某只蝴蝶的出现，导致剧烈变革风暴的发生。

刚从风波中脱出身的孙元起，自然不会知道大海那边周树人的决定，也不知道在刚刚过去的1902年12月中，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这一天，被北京师范大学认定为建校之日。当然，他更不知道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亲自参加了本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自此以后，这项活动作为瑞典皇室的每年保留项目，直至现在。只有到很久以后，才从报章里面知道，荷兰科学家洛伦兹（hendrikantoonlorentz，1853－1928）因创立电子理论、荷兰科学家塞曼（pieterzeeman，1865－1943）因发现磁力对光的塞曼效应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美国科学家罗斯（christianmatthiastheodormommsen，1817－1903）因发现疟原虫通过疟蚊传入人体的途径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化学奖则颁给了合成嘌呤及其衍生物多肽的德国科学家费雪（hermannemilfischer1852－1919）。

风波结束之后，得到教训的孙元起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校管理中。而眼下最迫切的事情，自然是《私立经世大学学报》的编纂。

编纂过程中，师生的认真和热情出乎孙元起的意料。比如孙诒让先生，他的《契文举例》已经来回改了三遍，犹自不放心，经常为了某个小证据，一个人钻进如山的甲骨堆里翻检。卢弼的《三国志地理今释》，原本有两万字，经过查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