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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办，恐怕依然寸步难行。…”

听了这番话，孙元起脸色凝重起来：这好比是后世的标准化组织，你的产品再好、体系再完整，只要在组织内没有话语权、和组织的规章制度有冲突，不须手段，三下五除二就能把你打落凡尘！

“原先，学务处有三个管学大臣：张锋秋，荣华卿，再加上老夫。如今张锋秋已调任户部尚书，老夫也垂垂老矣，以后成立学部，尚书定然是荣华卿。”。老大人口中的荣华卿，就是现在孙元起的顶头上司荣庆，“荣华卿旧学出身，对于新学知之甚少，等他执掌学部，必然要绮借他人之力来设置机构和起草章程。

前年奏准的各级学堂章程，便主要是你拟写的。只要你和荣华卿多多沟通，他肯定还会借重于你。到那时候，学部究竟应该如何，还不是看你和荣华摔两人所言？”。

虽然孙元起对那荣庆不感冒，不过形势比人强，少不得多上门拜访几次，送些稀奇的礼物。在1905年12月6日，根据政务处大臣与管学大臣商量结果，老佛爷批准设立学部。以荣庆为尚书，熙烘为左侍郎，而刚出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不久的孙元起为“署右侍郎…。”也就是临时代理的意思。

经过调整，学部排在吏部之后、礼部之前，成为显赫一时的衙门。学部开设之初，几乎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孙元起、罗振玉、张羌济、严复等经世大学老师起草的，体现了浓重的现代大学气息，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未完待续。

一三一、吹绿东风又一年

�1�7侍郎，是唐代以后中央六部的副长官。到了明朝，六部在北京有一套衙门，在南京还有一套班子。这样一来，每个部就有两个尚书：就这还嫌不过瘾，觉得无法满足天下读书人的野望，又把侍郎一劈为二，分成左侍郎和右侍郎。

到了清朝，倒是只有一个机构，不过和却要满汉分班，有一个汉尚书，一定就要有一个满尚书：有两个汉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侍郎。和大明相井，人员丝毫没有减少，差不多是换汤不换药。

如今是清末，类似于商部、巡警部、学部这些刚成立的衙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人手，事务又相对单一，部里就只有一位尚书、两个侍郎。按照惯例，满人是左侍郎，汉人是右侍郎。即便以后有替换，也必须要保证这三人中有一位是满人。

侍郎是从二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党组成员、常务副部长，与从一品的尚书同为部中长官。孙元起原先不过是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任职才半年，自然不好直接转任从二品，于是在前面加了“署理“二字。所谓署理，就是官员出缺或离任时，暂时由其他官员代理该职务。

尽管清代“署理“半数左右在新官到任之后，会退回原职或改任他职。不过就目前来看，凭着编写过《学校学制初拟》、《钦定学堂章程》的业绩，大清还没有谁敢自夸比孙元起更熟悉新式学堂的业务。故而在学部里，大家普遍认为孙元起在未来的一两年间必然转正，脱了“署理“的帽子。

二三十岁出任尚书、侍郎要职，如果是满清宗室成员，大家自然不会觉得惊讶。比如前文提到的载振，和孙元起一样年龄，都算是光绪二年（1876）出生，人家在二十九年（1903）就出任了商部尚书。但如果是汉人，尤其在和平年间的京城，不到三十岁就成为侍郎的就少之又少了。加上左侍郎熙唉一直病歪歪的，没准哪天就追随先帝去了，部里的人对孙元起无一不是恭敬有加。

孙元起对于署理学部右侍郎，并不是很在意，只觉得这个职务对自己推广现代教育体制比较有用，便没有推辞。

到任之后，迅速把学部的内容分成三块：

与教育关系不大的，比如办公、人事、案犊、机要、财务、校舍等管理部门，直接甩给部中原有的官员。那些官员看把这此油水大、猫腻多的科目都交给自己来帮，都是喜不自禁，对孙元起更是吹捧有加。

与教育关系甚大的，比如把全国的教育分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四大类，交到张元济、罗振玉、王国维等手中，让他们和学校的老师学生一块儿参与撰写机构设置方案和管理规章。

与教育关系最大的，比如教材审定、课程设计、游学事务、科技奖励等，孙元起决定亲力亲为。在学部包括荣庆、熙谈在内的其他官员看来，这些工作头绪纷繁、枯燥无味、没有油水、劳而无功，自己是绝不愿意去做的。如今孙元起抢着去做，大家少不得又多称赞孙大人几句“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