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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新消息，武昌叛军已经先期编成了四个协。凭手头这点乌合之众，如何打败他们？袁世凯心里一点成算都没有。…；

而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朝廷先后编成了三个军，每个军都在两万人以上：以第四镇、第三混成协、第十一混成协组成第一军，由荫昌统领南下；以第五镇、第五混成协、第三十九混成协组成第二军，由冯国璋统领听候调遣；以第一镇、禁卫军组成第三军，由载涛统领拱卫京畿。

在袁世凯看来，第三军是满清保护老巢的，第二军是居中观望的，而第一军则是抵在自己腰眼上的刀子。自己带领不足万人的乌合之众去攻打武汉，败了，朝中政敌正好有机会除掉自己，第一军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胜了，在大军威逼下，自己也难以有多大作为，顶多不过是替朝廷火中取栗罢了，将来自己的结局依然难测。

如此两难境地，袁世凯该怎么做？拒绝朝廷伸出的橄榄枝，继续躲在洹上村养老？不！他不想，也不敢。

在袁世凯心里，还是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不是在乡野之间拥金带银、偎红倚翠做个富家翁。如今武汉闹事，便是他起复的最好机会。如果他拒绝，没准正中清廷的下怀。朝廷既可以用这个借口，塞责朝野要求起复袁世凯的呼声，也能缓解各国为此施加的压力。

所以，朝廷派阮忠枢送来上谕之后，袁世凯的幕僚便依照他的意思拟写了一封谢恩折子，借用彰德知府的大印盖上，随即发往北京。文中写道：

闻命之下，惭赧实深。伏念臣世受国恩，愧无报称。我皇上嗣应宝箓，复蒙渥沛殊恩，宠荣兼备。徒以养病乡里，未能报效驱驰，奉读诏书，弥增感激。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此系数年宿疾，急切难望痊愈。然气体虽见衰颓，精神尚未昏瞀。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痊愈，而究系表证，施治较旧恙为易。现既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治，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在奏折中，袁世凯不忘旧仇，把载沣等人讽刺挖苦了一番。你当年想赶我回家的时候，不是说我患有足疾么？如今国家有事的时候，怎么不提我的足疾了？我袁某可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任你们随意驱使的人！想用我？我现在足疾尚未痊愈呢，你们慢慢等着吧。

但袁世凯也不敢太过分，万一惹毛了载沣，那个愣头青真敢把他彻底雪藏。说句不好听的，全国十六镇、十八混成协的陆军中，难道找不出一个平叛的将帅之才？难道没有你袁屠夫，大清四万万人就都得吃连毛猪？所以袁世凯在折子里既不敢拒绝，也不敢请假，反而一再表明：我的病不严重，我也很想出去工作。至于为什么没有立即出去上班呢？原因你懂的。

袁世凯是麻杆打狼——两头怕，巧了，朝廷也是前怕狼后怕虎：既怕袁世凯不出来，导致武汉叛军坐大，北上争夺天下；又怕袁世凯出来，效法曹操、司马懿，谋权篡位。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有了讨价还价的空间。

在两下商议的时候，袁世凯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积极活动，争取权力，比如向清廷建议郑重对待叛军，稳扎稳打，不可冒进，借以获取载沣的好感；再比如奏请朝廷拨给军费四百万两，以便他招募军队，扩大手中的兵力；再比如奏请起用已经开缺或革职的心腹，如王士珍、张锡銮、倪嗣冲、袁乃宽等人，丰满自己的羽翼。…；

相对袁世凯接到上谕时的从容不迫，孙元起的表现就逊色多了。因为上谕下发前一点风声也没有，孙元起听到之后，是目瞪口呆、惊疑不定，惶惑之中甚至有些怀疑是不是宣读上谕的人弄错了。

但宣读的人怎么可能弄错呢？除了“暂署四川总督，著迅速赴任”的任命书外，还有一封“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的授权书，上面可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孙元起的名字。

等孙元起把两份上谕带到书房，杨度、杨永泰等幕僚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之前他们所做的设想和预案在这一刻几乎全部作废，需要推倒重来。

等他们传看已毕，孙元起郁闷地挠了挠头：“皙子、畅卿，你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之前一点动静没有，怎么突然就让我去四川署理总督？”

杨度早已把折扇丢在了一旁，捧着脑袋思忖道：“你作为内阁大臣，之前都没有听到动静，充分说明这两道上谕出自摄政王的乾纲独断。关键还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