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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移民到马湖时还想战天斗地，结束“渴死寡妇”的日子，他们集资打井，宣称要解决吃水问题，但一口井打了一百多米深也没能见到水的影子……

打井的移民绝望地扔下工具仰天长叹，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从此在王福义的心中再也无法消褪。他分明感到：到马湖的移民都像一颗颗种子落在石板上，永远也无法落地生根。

也就是从迁移到马湖那天起，一个念头顽固地占据了王福义的思想：“当初，是我的现身说事欺骗了移民，今后，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库区”……

从1961年开始，王福义开始了“拉吊桩”的生产生活方式，一年9个月都在库区耕种生活，有3个月在安置区。后来，很多时候都是忙时种地，闲时上访告状，要求返库——他从来没有一刻忘记过他的家园。可是，突然有一天，王福义看见一支支背负标杆测尺的勘测队踏荒而来，在库区里又是竖界碑打地桩，又是架电线，修道路，接着，他们烧砖运瓦，大兴土木，安营扎寨后把拖拉机开到地里播种了。

同所有移民一样，“有文化有见识”的王福义也不知道几百公里外的三门峡电站大坝究竟出了什么事，库区的土地为什么又不淹了，他们只是本能地对那些新涌入的土地占有者感到震惊恼怒，接着，一种本能的思维方式使他“恍然大悟”：政府说修三门峡电站把我们迁走，原来是为了让城里人和部队在这里办农场！

王福义怀着悲愤之情给“上边”写了好几封信，但那些满载移民希望的信都泥牛入海。一气之下，王福义带人去了北京。当他把库区的情况给并不知情的国家有关部门反映后，工作人员不相信，“不可能，库区怎会让人办农场呢？”王福义不服气，“既然不允许长期居住，那他们为什么在库区架高压线修房子？是不是不拦水了？”不知怎么回答的工作人员打起了官腔：现在不拦水，也许五十年一百年后有特大洪水，国家一声令下，马上就会关水的。

王福义认死理：既然要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后才拦水，就该让我们重返家园！

没人允许。王福义自己行动了。他带着移民到库区同干部们“打游击”，他鼓动受苦挨饿的移民跟着他在库区抢地、抢粮。他不觉得去抢那些“国家干部”与“子弟兵”的粮食和土地有什么不好，“地原本就是我们移民的，他们是拿着工资吃着皇粮的国家干部凭什么抢占我们的土地？”王福义对部队占地也颇多“微词”：那些当兵的，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人民管你吃管你穿，你们怎么也同我们抢地？多少年的军民鱼水情了，如今，你们这些“鱼”竟然来破“塘”“放水”，我们这些“水”无法存在了，你那些“鱼”还能活吗？

王福义的话虽理直气壮，但当地干部说他诡辩，他和他带领的移民在库区抢地抢粮时老被人追得鸡飞狗跳。他觉得不能只是这样小打小闹，应把大家联合起来，人多力量大，有了力量才能“闹”回库区去。

他开始四处联络1964年闹返库时的旧部。蒲城县的移民代表几乎是一呼百应——二十多年来，当初从华阴、大荔两县（含原朝邑县）迁到蒲城县的68158个移民全都集中生活在该县最贫穷、生存条件最恶劣的北部山边的沟壑区、南部的卤泊滩区、中部旱原的氟水区。直到七十年代末，这些地方的日工分值还不到1毛钱，人均口粮不足百斤。实行土地承包制后，当地老社员把较好的土地都留给了自己，分给移民新社员的全都是最贫瘠、最边远的土地。

1979年春天，王福义曾带本县基本进入生活绝境的几百移民闹过一次返库，但很快被政府采取了“措施”。后来，王福义对刘怀荣讲：多年的经验使我明白，仅凭一乡一县的力量想搞成返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必须走联合抗争的道路。

王福义想与其联合抗争的力量是渭北八县移民。这是一股不小的力量，从1956年起，渭南迁出的28万多移民大多集中在渭北，经过二十多年的繁衍，移民总数当时已过四十余万。四十万人如果闹腾起来，那将是一股多大的力量！

这些力量也都有联合的意愿。1964年的种地风波后，移民们的返乡之梦并未破灭，在安置区平静的表面背后，风暴在酝酿着。各县移民以村或者乡自发结盟，并在这种结盟中推选出自己的“头家”。“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