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7部分 (第1/4页)

传教士的有心利用成为开源之渠

1582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在他之前已有一些西方传教士抵华,虽然他们费尽心力,甚至不惜将自己改作僧侣装束,以吸引中国教徒,但全都收效甚微。利玛窦在长期观察、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只有将教义与最为中国大众所推崇、尊重的儒学相结合,才能打开他们的心灵之门。在此思路引导下,耶稣会用“西儒”的面目出现,采用结交士大夫、允许中国信众尊孔祭祖和将基督教义比附四书五经等做法,慢慢打开了中国传教的局面。

然而当时欧洲风气仍十分保守,严禁偶像崇拜的罗马教廷很难接受尊孔祭祖的合法化,为避免被教廷视作异端,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们开始系统地将孔子学说介绍到西方,1662年,耶稣会传教士郭纳爵将《论语》、《大学》翻译成法文,以《中国科学提要》的书名在巴黎出版,很快引起各界的瞩目与强烈反响,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15年后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这些书加上杜赫德收集耶稣会众人信件、历时74年连载编纂成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及他1735年在此基础上的巨著《中华帝国志》,比较完整地向西方勾勒了中国文化、尤其作为其核心的儒学的轮廓。虽然这些作品中真正直接出自孔子口中的其实仅《论语》一篇,但分辨不清孔子、孟子和朱熹异同的西方读者将之笼统地成为“孔学”,并以“Confucius”(孔夫子的音译)命名。

因为孔学西渐萌于传教士,因此最初的儒学著作译本许多都是拉丁文的。

孔学推动了西方启蒙运动

为避免尊孔被理解为崇拜偶像,耶稣会教士竭力将孔孟之道解释为“唯物的纯粹道德和哲学”,并对其中的“无神论倾向”做了批判,这虽然是个并无太多恶意的曲解,但正是这个曲解,让孔学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

由于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思想灵感枯竭的深渊,“唯物的纯粹道德和哲学”从东方突然传来,令渴望摆脱狭隘精神束缚的欧洲思想界眼界大开,欢呼不已。

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对天主教一直持否定态度,主张用纯粹的“哲学宗教”来取代,孔学的输入让他兴奋地高呼,这正是他所想要的“没有迷信、没有荒诞传说,没有亵du理性和自然的教条”的思想体系,在他看来,儒家的主张和信条,中国人按孔孟之道建立的行政体制和道德架构,甚至雍正的闭关锁国,都是合理的,应该的,他认为“我们法国人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甚至把家中耶稣画像改为孔子画像,朝夕礼拜,并写了首虔诚的赞美诗:“孔子,真理的解释者,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他说圣人之道,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

当时启蒙运动的主力军法国“百科全书派”同样推崇孔子。狄德罗感叹孔学只用“理性”就做到治国平天下,霍尔巴更在其代表作《自然的体系》、《社会的体系》中以孔学为依据,主张以中国的社会制度代替西方社会制度,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

著名的法国重农学派代表、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的魁奈对孔学推崇备至,认为《论语》一本书的价值就超过希腊哲学七贤全部著作,他的重农主义即源于儒家“以农为本”的思想,他甚至积极努力,竟成功鼓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行了儒家主张的“籍田礼”,他也因此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在法国以外的国家,孔学同样迅速传播,英国早在1691年就将《论语》由拉丁文转译为英文;在德国,启蒙思想家、科学家莱布尼茨不但认真阅读儒家经典,还直接跟在华的耶稣会士通信,以了解更多的孔学知识,他也成为第一个系统介绍周易和六十四卦的西方人;

另一位德国人、数学家沃尔夫更推崇孔子,认为中国“靠着治国之术(孔学)使这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和使用拉丁文的莱布尼茨不同,他直接使用德语在各大学巡回演讲,影响更大。

有趣的是,孔夫子同样引起王室的兴趣,早在1688年,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就派张诚、白晋等五名教士访华,这五人都是法兰西学士院的博学之士,在中国期间,他们积极学习、搜集中国政治、文化典章、制度,并参与清廷多项重要活动,张诚甚至8次陪同康熙巡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