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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舰艇所需装备、设备上，中美之间差距更大。美国已接近拥有海上反导能力，而中国在俄罗斯等国帮助下，才刚刚突破区域防空的门槛；美国的舰用主、辅机不但满足自用，还大量出口，而中国舰船的“心脏病”至今严重：大型水面舰艇所需燃气轮机不得不购自乌克兰，甚至美国（LM…2500）；美国拥有从远程巡航导弹到全自动近防炮、从远程对空导弹到反潜鱼雷的全系列海军军械研发、装备能力，而中国海军虽有进步，许多武器却多少带有舶来的影子，如新76舰炮、海红…7导弹等，许多装备至今仍是空白，如航母弹射器，美国已的电磁弹射技术已近实用化，而中国连蒸汽弹射、甚至其前身液压弹射技术尚如云里雾里。

即使在表面上优势明显的民用船舶领域，中方在“内功”上也有相当大的差距。

美国早在一战前就采用部件预制法造船，在一战中实现了船舶预制件标准化生产，而中国即使在最新的《船舶配套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中，还强调要加速发展船舶分段建造能力，以适应船舶大型化需要。

美国不但能设计、批量建造复杂的液化天然气船、豪华油轮、半潜式钻井平台等高科技民用船舶，还开发出一系列如“五大湖型”、“巴拿马型”等国际规范性的标准船型，而在高科技船舶建造方面中国刚刚起步，从设计图纸到船用设备大量依赖进口，自主开发的船型寥寥无几。

美国在船用配套产品研发上优势巨大，进口某些设备仅出于降低成本等考虑，而非不能生产，而中国在此方面本土化率很低，散货船65％勉强及格，三大主流船型平均仅46％，而高科技船型甚至仅40％左右，还达不到日韩90％左右的水平，而且这仅是“自主生产配套率”，其中不少设备，如主机、螺旋桨等还系引进国外专利生产，算上研发，差距更明显。

亨特参议员所谓“中国年产3艘潜艇，美国仅1艘”，而事实上中国所生产的多为常规潜艇，且技术尚未臻常规潜艇的最高程度，反观美国，早在1958年就停止最后一级常规作战潜艇“长颌须鱼”级建造，最后一艘试验常规潜艇“海豚”号的下水，也可追溯到39年前，只提3：1而忽略内容，是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至于钢产量的对比同样意义不大：即使民船的许多大型铸锻件，中国尚不能自主生产，军船的某些特种钢材、合金材料更是空白，而美国一直稳居材料研发和生产大国行列，且早在1890年就制定了对船舶建造所需钢材进口关税全免的政策，无需在普通钢材生产上铺过大的摊子。

制造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其工时、成本相当于一条中国“江南巴拿马型”散货轮的近100倍，2005年中国船舶工业完成载重吨1212万，产值1256亿人民币，同年美国完成载重吨仅100多万，产值却也达到128亿美元，可见其附加值差距之大。

可见中国如真想把制造商船能力“迅速转化为军舰制造能力”，是相当棘手的，而美国却根本无需这种转换：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造船业就始终以军舰制造为主，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电船公司、英格尔斯船厂、巴斯钢铁公司、阿冯达尔船厂和国家钢铁造船公司分属通用和洛斯罗普…格鲁门两大军火巨头，其职工总人数占美国造船业90％，承担80％美国军舰建造业务，它们的军船生产比例都远远大于民船，像纽波特纽斯船厂、巴斯钢铁公司干脆停产民船，只生产军舰，它们所发愁的，反倒是军舰需求下降后如何将制造舰艇的能力“迅速转化为商船制造能力”。

分庭抗礼说的根源：不仅仅在于军方

亨特参议员的大帐虽然糊涂，但美国人的大算盘却一点也不糊涂。分庭抗礼说风行一时，根源还不像某些分析家所言，仅在于军方，或中国威胁论。

今年年初，美国海军部批准了海军30年舰队建造计划，其中提出维持313艘造舰规模，并增加战斗舰艇建造比例，加快主战舰艇更新速度，此举对严重依赖海军订货的美国6大船厂及其配套企业自然是大好消息，但在冷战结束、美国海军优势巨大的今天，说服国会和纳税人同意把巨款投入军舰建造，而不至于被指责为滥用国家税款和资源，炮制和塑造一个挑战者和竞争对手，让挑剔者信服“钱花得在理”，自然再重要不过。

在后冷战时代维持全球战略和庞大的军事预算，同样需要站得住脚的理由，将中国（可能还会有其它国家）的能力适当夸大，也有利于压制反对和质疑的